主张“有罪推定”的孔老二

发布时间：2017-05-16 作者：

    大家知道，孔子是儒家开山祖师爷，是中华文化的“带头大哥”，他思想的火花，穿越两千多年，至今依然深刻的影响着我们。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孔子曾公然反对法治，这是为什么呢？

    话说公元前536年，郑国总理子产制定了刑法,并把他刻在青铜大鼎上，面对全国老百姓公开，史称铸刑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不过比起古巴比伦刻在玄武石上的汉谟拉比法典，足足晚了一千多年。

    但意义非同寻常，在此之前，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是不是罪？怎么处罚？老百姓说了不算，当官的说了才算，有钱人说了也算。

    这下有了明文规定，就相当于有法可依了，大家知道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干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说到底，这实际上是官与民，关于罪与非罪所订下的一个契约合同。从此，当官的不能太任性，随意就契约以外的行为处罚老百姓。

    而老百姓知道了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越来越清楚自己私权力，相当于当官的把自己的权力蛋糕分一块给老百姓了，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法制文明上的开创性进步。

    不过这事让两个人知道了，气得吐血。

    第一个是晋国政治家叔向，他给子产发了封“特快专递”，信中说：“民知有辟，而不忌于上。”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法可以开启民智的，老百姓都懂维权了，心中就没有怕的了！

    叔向说，法在没有公开之前，法装在统治者脑袋里，有魄力的领导，都不会制定法律，更别说昭告天下了。因为一旦法律有了白纸黑字，老百姓就会喜欢打官司，喜欢跟政府叫板，什么礼义廉耻就都不要了，这样天天争得个你死我活，国家还成什么体统？

    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很认真而且很客气的给他回信了，他说：我没什么本事，想事情也不长远，我只是觉得，如今天下很乱，再不把人关在笼子里不行了。

    的确，子产不是一个喜欢搞事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人品很好的领导。遵守礼仪，生活简朴，大公无私。

    但是他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那就是郑国的危在旦夕。郑国虽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地盘很小，还夹在强国之中，尤其楚国和秦国，早就想把他干掉了。

    不但外功不行，内功也很差。礼崩乐坏，领导层互相进行政治斗争，老百姓也不知向何处去。

    身为郑国第二把手，子产的第一要务，不是抓经济社会发展，而是如何活下来。

    为此他率先想到了“铸刑书”：根本的目标就在于以统一的法律来重建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由乱而治的转向。

    因此，叔向反对归反对，但是反对无效。

    而且，23年之后，叔向所在的晋国，有一个叫赵鞅的人，也步子产后尘，又要“铸刑鼎”，这下，孔子他老人家也出来强烈反对了。

    孔子说：老百姓都知道鼎上的内容，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尊卑贵贱，没有尊卑贵贱，还怎么立家立国？

 

    其实，关于犯罪，孔子是主张有罪推定的。在人们印象中，孔子是温文尔雅，性格平和的。但历史记载他杀了一个叫少正卯的人，出自《荀子·宥坐》，原文: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孔子当官才一个星期，就把少正卯杀了。学生问他为啥子？少正卯先生很有名。你这样不是失去人才了吗？

    孔子说，我今天就给你们说说为啥子？一个人具有比强盗还要坏的五种恶习：一、心达而险，即为人通达而用心险恶。二、行辟而坚，就是行为异常而意志坚强。三、言伪而辩，是观点不对却善于狡辩。四、记丑而博，是宣扬邪说却非常博学。五、顺非而泽；是顺从异端且扶助庇护。

    这五条中，只要占了一条，就会变成一个邪恶的人，那么正义的人士就可以杀了他！而这个少正卯五条占全了，到处宣传他的反社会言论！是小人中的小人，不杀不得了啊，就像汤王杀尹谐，文王杀潘止，周公杀管叔，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一样。

    这7个人，虽然没有生于同一个时代，可是他们险恶的用心是相同的！不可不杀啊。《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结队，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孔子杀少正卯这个人，正是有罪推定，认为对方心底不纯，不会干好事，就杀！

    深究起来，为什么孔子反对法治？因为法治与他儒家思想格格不入。

 

    美国汉学家史华兹在他的代表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提供了一个颇有新意的分析：按照孔子的逻辑，法典提供的行为模式可以支配民众的行为，而作为伦理先锋队的贵族，也可以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支配民众的行为；如果将法律公之于众，以之强化法律对于民众的支配地位，就必然会削弱贵族对于民众的支配地位。如此，贵族相对于民众的引领地位、楷模作用、先锋队的功能，又将从何谈起呢？

    实际上，孔子坚信德治比法治强，教化比打压好。孔子“以伦理为业”，这是他的命根子。他就是一个布道者，身处江湖之远，与子产身处庙堂之高不同。

    表面上看，公不公布成文法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深层却体现了当时儒家与法家治国理政的殊途。



（立法网  王小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