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法授”：维斯帕芗关于权力的立法为何成为后世统治者的典范

发布时间：2020-09-16 作者：

    维斯帕芗（Xiang）的全名叫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公元9年出生于罗马以北的小城列尔迪。

    维斯帕芗（Xiang）的全名叫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公元9年出生于罗马以北的小城列尔迪。

    他的祖先是萨宾人，父亲是退役军人。

    维斯帕芗后来成为古罗马另一个出身为平民的皇帝，似乎确有不少的征兆。

    例如有一次他正在吃早饭时，一只野狗从十字路口叼来一只人手，并扔在他的餐桌底下。

    还有一次，他在家里的庄园吃晚饭的时候，一头犁地的牛挣脱牛轭，闯入餐厅。仆人们一哄而散，突然牛四肢瘫软，跌倒在斜倚桌旁的维斯帕芗脚旁，在他面前弯下脖子。

    由于拉丁语中的人手（manus）也有权力的意思，所以罗马人都纷纷传说维斯帕芗继承帝位是神的意愿。

    还有人说，尼禄死前不久也在梦中受到劝告，要他把至尊至大的朱庇特的神车从其所在的神殿运到维斯帕芗的家中去，然后再从那里运往大竞技场。

    而维斯帕芗自己也在梦里被预示，倘若尼禄掉了牙齿，他便可能成为皇帝，结果第二天就有人将尼禄的牙齿带到了他的面前。

    在贝特利亚库姆战役开始之前，大家看到两只鹰的厮斗，一只鹰斗败后，从日出方向突然飞来第三只鹰，又把胜利者赶跑了。

    后来这一切都应验了：公元68年年底，罗马首都发生动乱，尼禄自杀。

    之后，权力更迭，维斯帕芗终结了帝国境内的叛乱，成为罗马的皇帝。

    为什么一个骑士阶层出身的军人，在那个奢靡成风、内忧外患的年代却成了一匹“黑马”改变了局势呢？

    意大利第二大学法学博士黄美玲认为，他在上台之前，就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权力从何而来。

    早在公元前27年，屋大维就已经将国家权力交还给元老院和民众。

    所以，维斯帕芗在返回罗马之前，帝国就已经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霸权政体时代了，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也已过时，他需要一个更加具有稳定性和唯一性的理由来说明自己的权力来源，也需要一个能够稳定皇位和延续政治策略的规则来确保他的执政纲领得以彻底贯彻。

    这两点都体现在他颁布的一部法律中即《维斯帕芗关于权力的法律》（Lex de Imperio Vespasianus）。

    他在法律中明确地规定了自己享有以下权力：

    代表罗马自主地决定国际事务，包括宣战、媾和或是缩条约；召集主持元老院会议和提出君主谕令；推荐公共官员的优先权；向外扩延城墙的决定权；广泛的裁量权；免受惩罚权等君主特权；任职前决议的溯及力；等等。

    而且，在制裁条款中明确规定，他不会因为反对市民大会和元老院的决议而被追究责任，或者是因为实施反对他们决定的政策而被弹劾，从而保障了自己皇位的稳定性，任何人不得觊觎。

    早期，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大会的模式，更换为第一公民、元老院和市民大会的模式。

    但是，在君主的威望日益提高的同时，元老院和市民大会却日渐式微。

    在维斯帕芗之前的皇帝，基本上是国家授予其确定的权力，但元老院和地方行政官的式微和谄媚，使皇帝实际上拥有无限权力。

    确实，这种谄媚并非完全是元老院的错，因为已经没有一位元老的生活是安全的。

    如果皇帝对某个大臣表示了不满，这个人回到家写下恭维的遗言，表明把所有的东西遗赠与统治者，然后割开自己的血管自杀是常有的事。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独裁。

    同时，维斯帕芗还设立了继承人制度。

    虽然，早期罗马帝国的皇帝们还顶着“第一公民”的帽子，但是君主制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公开的事实。

    公元69年“险些成为帝国的最后一年”的根本原因是皇位的争斗。

    罗马帝国的继承变成了一种抢夺，最强健的或最幸运的或最肯付出代价的行贿者往往会赢得胜利。

    在还没有回到罗马之前，维斯帕芗便派自己的助手在元老院宣读了自己的倡议：“皇位继承人问题无非就是要么承认我两个儿子的继承权，要么就倒退回到无政府的状态。”

    无论历史学家们对维斯帕芗作出何种评价，贪婪也好，节俭也罢，也不管他是被敬仰为结束内战的一代枭雄，还是被谴责为帝制的独裁者，任何人都不可以否认，维斯帕芗主宰了自己的时代，而且巩固了罗马的帝国政制。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得益于维斯帕芗清楚地知道：无论何时何种政治形态，权力只可能来自于人民。

    而他明智地通过元老院决议的方式提出这种授予自己至上权力的法案，以民主的名义解决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成为后来所有统治者宣称统治权的典范。

原文标题：“君权法授”：维斯帕芗关于权力的立法为何成为后世统治者的典范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