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帅：取消“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入职门槛

发布时间：2018-03-14 作者：曹帅

    目前，各省市对“无犯罪记录”的评估标准不尽相同，国家应该根据国际要求、社会人员实际情况以及行业准入要求等方面客观考察，进行适当的限定与修正，做到国家统一要求、公安机关统一管理、网络平台高效运作的良性操作模式，从而达到减轻公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促进有前科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的目的……



    3月3日，司法部张军部长在两会首场“部长通道”答记者问中，就“离监探亲”等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给予了详尽的解答。其中张部长谈到：监狱管理既要实现底线安全，还要对社会安全、治本安全负责，进而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

    “治本安全观”的提法是一次创新，是监狱改造罪犯工作的更高价值理念。让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真心忏悔自己的罪错，通过劳动、思想改造，使其不敢犯罪、不想犯罪、不愿犯罪，这是“治本安全观”的一方面体现。

    如果说罪犯在监狱期间可以得到国家的监管与改造，那么其出狱后如何融入社会便是“治本安全观”实施的“最后一公里”。

    小编主张，犯罪者刑满出狱后就是平等的自由人，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取消各种“无犯罪记录”的入职门槛要求，修改并明确其适用范围，让罪犯有了社会认同感、固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使其精神、物质得到保障，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司法部张军部长在“两会部长通道”中答记者问）

    一、对“无犯罪记录”证明制度设计的反思

    “无犯罪记录证明”是由国家公安机关开出的用于证明居民“无犯罪事实”的一个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也逐步成为国人必备的证明之一。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无犯罪记录证明”多用于国人外出上学、求职、出境，以及部分企业招工，该证明是对“无违法行为”的一种证明。

    从官方解释中可以看出，“无犯罪记录证明”已广泛应用于国人出国、购房、就业、受教育以及家人政治审查等各个环节，其办理流程复杂，办理时间长已经备受诟病，加之严格的审查要求，限制了很多刑满释放者重新融入社会，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甚至影响其婚姻、家庭及就业发展。

某些“无犯罪证明”扩大了适用范围

    一张“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难倒多少普通民众？在我国，围绕着无犯罪记录证明，发生了多起近乎“荒唐”的事情：

    为了申请律师实习资格证，需辗转五个曾经的户籍地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离职检察官杨某最终将广州律协告上法庭。杨某认为，广州律协违反《行政许可法》，给与她类似的实习人员增设了额外的行政许可条件。

    另一个案件发生在云南普洱，某女士因购房需求，到派出所开具无违法犯罪证明，除了证明信息，民警在加盖公章的材料上额外加了既愤怒又无奈的一句话：“有犯罪前科就不可以买房吗？贵单位凭什么立定此项规定？”

    “无犯罪记录证明”俨然成为令老百姓谈之色变的“紧箍咒”，本来令人幸福的择业、购房、出国旅游……在没有实现之前，成为了要求开具证明单位对个人的一种制约。

“无犯罪证明”激化了社会矛盾

    “无犯罪记录证明”涉及的人员范围相当广泛。举个例子：有网友提问，醉驾被判拘役一个月缓刑三个月能开无犯罪记录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醉驾已入《刑法》。醉酒驾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以开不了无犯罪记录。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醉酒驾驶为关键词搜索，显示出57万多份刑事案件判决。从2017年全国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来看，危险驾驶案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3.39%，其中86.03%的危险驾驶案件为醉驾案件。

（搜索截图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由此可见，单就醉酒驾驶一项，涉及人员就十分庞大，醉酒驾驶者本人被打入另册，其家属及亲属一定程度被给予区别对待，其子女在升学、参军、公务员招考等方面会受到严格审查，尤其在某些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行业领域，此做法变相提高了这部分人群融入社会的门槛，实质给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一定程度激化矛盾，扩大了社会对立面。

“无犯罪记录证明”缺少前瞻性与发展性

    从认知层面上讲，任何人的清白，是很难用一纸证明来证实的：一个人以前没有犯罪，不代表以后不会犯；一个人以前犯过罪，不代表以后必定会再犯。

    对于某些特殊行业，要求严一些情有可原。对于普通岗位，完全可以通过员工在试用期的表现来评判，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既无前瞻性更无发展性可言。

“无犯罪记录证明”提高了人才招录、报考“门槛”
 

     在某些行业、领域，“无犯罪记录证明”成为入职的必备条件，另外，在某些资格证的报考条件上也明确指出：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

（司法考试报名条件之一：节选自百度百科）

    这种做法从一定层面上提高了人才招录及相关资格考试报考的门槛，将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经过改造后想尽快融入社会的有志人士拒之门外。

    随着“两会”的召开，“治本安全观”的提法引起重视。监狱作为罪犯改造的重要监管单位，在工作中重视对犯人改造的社会化，不仅从思想上对其加以改造，并且在劳动技能、生活技能上结合其个人特点，为其重新融入社会提供必要条件。

    当监狱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就业工作，但是“无犯罪记录”的限制将其满腔热血瞬间变凉，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难道我犯过一次错误，就应该被永远歧视和排挤么？

    反观日本，犯罪率已连续十三年下跌，其百万分之零点三的谋杀率创全球最低。日本是如何做到低犯罪率，高治安保障的呢？除了监狱对罪犯人性化的改造外，社会的包容性也成为其长治久安的保障。

    日本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明确规定不限学历、经历与年龄，向社会所有成员开放。犯人在监狱接受改造期间，已经学习、掌握了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在其出狱后，对法律条款、规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其司考有很大帮助，甚至在以后的就业过程中使其能够“以身说法”，教育更多的罪犯，形成良性、安全的社会治理环境。

（图片节选自百度知道）

    二、关于“无犯罪记录证明”适用范围的几点建议

明确“无犯罪记录证明”适用范围

    我国对“无犯罪记录证明”的适用范围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一些特定职业，在从业资格证书考取时便做出限定，例如《教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图片节选自百度百科）

    不可否认，违法犯罪记录有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尤其是在特殊行业就业等方面，但为了使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更快、更好的融入社会，国家应规定其适用的具体范围与适用方法，以避免“无犯罪记录证明”被滥用。

学习域外经验，探索“无犯罪记录证明”替代手段

    在日本，司考未设“无犯罪记录”门槛，通过司法考试的合格者才有资格作为司法研修生进行两年的司法研修(1998年以后改为一年半)。这两项制度保证了把社会各阶层的多种人才输送到法律家队伍中去。

    宽松的准入门槛并未让日本社会治安打折扣，究其原因，与其高难度的司考题目不无关系。

    几十年来，日本司考每年合格人数限定在500人左右，合格率也一直停留在2%左右。近年来由于要求增加法律家数量的呼声越来越高，合格人数已经增加到1000人，但对于每年多达2.5万至3万应试者来说，仍旧是杯水车薪。

    “宽进严出”的方法不仅让更多的犯罪人员得到改过自新、融入社会的机会，而且体现了国家“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正确评估“无犯罪记录”的适当性

    无违法犯罪记录并不应当将所有的违法行为记录在案。相关规定除了正面列举违法犯罪行为，还应用排除法加以限定。

    2015年1月，由浙江省公安厅印发的《公安机关出具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工作规定》（试行）指出，（1）治安调解协议，不予处罚决定；（2）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决定，以及交通违法罚款；（3）刑事和解协议、撤销刑事案件决定；（4）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和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等等――都不属于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的事项。

（图片节选自浙江省人民政府网）

    目前，各省市对“无犯罪记录”的评估标准不尽相同，国家应该根据国际要求、社会人员实际情况以及行业准入要求等方面客观考察，进行适当的限定与修正，做到国家统一要求、公安机关统一管理、网络平台高效运作的良性操作模式，从而达到减轻公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促进有前科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的目的。

    我们看到，“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存在有其合理与必要的一面，但是，应当在国家、政府层面对其加以深入、全面、规范的限定，通过对其含义的严格界定、适用范围的明确、评估标准的适当调整使更多因一时迷途而被戴上“帽子”的人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体会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让他们能够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曹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