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故贳误”：从立法语言看古代中国人对待“故意”和“过失”的态度

发布时间：2019-06-19 作者：

    中国人是重动机的。在思维上往往有“动机论”之嫌。

    中国人是重动机的。在思维上往往有“动机论”之嫌。

    早在2100年前，汉武帝春秋决狱，就有“论心定罪”、“原心论罪”、“诛心之论”、“赦事诛意”等法律史学上比较专门的术语。

    在中国人日常生活所用的成语中，有关“心”、“意”的成语，大抵都是从动机上看人看事的。如“居心险恶”、“见财起意”、“包藏祸心”、“别有用心”、“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好心不得好报”。

    专门用于法律方面的“目无法纪”、“明知故犯”、“知法犯法”，也有明显的看重动机的味道。

    霍存福先生认为，在与过失对举时，中国人对故意的态度，就更为明显。

    古代中国人有个说法叫“诛故贳（shi，宽纵）误”，即要重惩故意犯罪，轻减或放纵过失犯罪。

    东汉王充《论衡・答佞》云：“故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故贳误。故贼加增，过误减损。”过、误都与故相对称的概念。

    这样一种精神，流传而至现代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能够原谅并容忍过失，但却不能饶恕故意或有意的侵犯行为。一旦当有人无心冒犯了他人时，我们经常听到“我是无意的”或“我不是故意的”的道歉词。对方如果认定确实非故意者，也会接受道歉。

    20世纪80年代初流传一个故事：一公共汽车上某男性知识分子因刹车时重心不稳，踩了某女郎的脚，被女郎诮以“德性”，男知识分子回应以“惯性”而非“德性”。这样的俏皮话，骨子里是一个对无心者应当宽宥的范例，于是，中国人强调不要“得理不饶人”，这时也派上了用场。

    故意或有意，在二程关于“心中有妓”与“心中无妓”的“有心”与“无心”对话中，也得到了强调。

    《古今谭概・迂腐部》载：

    两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程颢（号明道）、程颐（号伊川）兄弟，世称“二程”，北宋著名理学家，“程朱理学”的创始人。

    学者以为，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受佛学影响较深；在其眼中，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因而对歌妓“视而不见”，要求达到“心中无妓”的精神状态。

    程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虽然强调主观的“心”的作用，却还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对妓只能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

    以情态而论，程颐拂衣而起，当是板着脸，不笑、不说，也不理睬侍妓；程颢能逢场作戏，自然免不了与侍妓说笑、调逗。隔天，程颐仍不高兴哥哥，程颢却笑谓：“昨天的事，我只是座中有妓，心中无妓；今日我们斋中无妓，你却心中有妓。”我该放的都放下了，你却惦着没放下。程顾听后自以为不及其兄。

    就像那个大和尚背妇女过河的故事，小和尚问师傅：不是说佛门不能近女色吗？大和尚说：我是背她过去了，可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抱着呢？

    霍存福先生认为，实际上“有心”“无心”，已经是传统中国“心”字系列语言中所包含的动机论范畴的东西了。

    后来，法官文化中提倡所谓“法有宽有猛，心有宽无猛”，也包含了对故意的避忌。

    《聊斋志异》首篇《考城隍》，宋焘对“一人二人，有心无心”考题的对答，其核心句子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应当说是把“有心、无心”问题推到了极致。

    它在一个更广的层面上、更大的行为领域或生活领域里，贯彻了“诛故贳误”的文化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诸神对宋焘的回答“传赞不已”，看来是人神达成的共识。

    故意过失及有意、无心，涉及一个公与私的问题，究其实是一个动机善恶问题。故其所有道理，全在于一个道德性问题上。

    宋人吕本中《官箴》谓：“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意谓如果一味地避忌公罪，就会影响官事，所以应当适可而止。

原文标题：“诛故贳误”：从立法语言看古代中国人对待“故意”和“过失”的态度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