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者不坐”：从孙大圣不究土地老汉移山“压迫”之罪 看中国法谚与立法语言之血缘亲情

发布时间：2019-07-01 作者：

    《西游记》第三十三回说，那孙大圣被魔使法压住在须弥山和峨嵋山山根之下，遇苦思三藏，逢灾念圣僧，珠泪如雨。早惊了山神土地与五方揭谛神众，会金头揭谛道：“这山是谁的？”

    《西游记》第三十三回说，那孙大圣被魔使法压住在须弥山和峨嵋山山根之下，遇苦思三藏，逢灾念圣僧，珠泪如雨。早惊了山神土地与五方揭谛神众，会金头揭谛道：“这山是谁的？”

    土地道：“是我们的。”

    “你山下压的是谁？”

    土地道：“不知是谁。”

    揭谛道：“你等原来不知。这压的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行者，如今皈依正果，跟唐僧做了徒弟。你怎么把山借与妖魔压他？你们是死了。他若有一日脱身出来，他肯饶你！就是从轻，土地也问个摆站，山神也问个充军，我们也领个大不应是。”

    那山神、土地才怕道：“委实不知，不知，只听得那魔头念起遣山咒法，我们就把山移将来了，谁晓得是孙大圣？”

    揭谛道：“你且休怕，律上有云，不知者不坐。我与你计较，放他出来，不要教他动手打你们。”

    这里的“律上有云”确实是来自于法律。

    查《唐律疏议》各分篇，“不知者不坐”意为“不知情者不坐”、“不知情不坐”，这是唐律关于处理案件相关人或无关人应否坐罪的一项重要原则。

    知情有容纵、包庇之嫌疑或情节，不知情则无之，故而“知情与同罪”、“不知情不罪”。

    在唐律中，有关“不知情”的相近表述法还有：“不知情者无罪“、”不知情者合原”、“不知情者勿论”，较轻的处罚也是“不知情减二等”，属于责情而需要其承担相应责任的场合；对于“知情”，一般的规则是“知情者与同罪”、“知情各与同罪”，至少是“知情减一等”。

    在《西游记》成书时的明朝，也有类似规定。

    如《大明律》卷四《户律一・户役》规定：脱漏户口，若里长、县官“知情者，并与犯人同罪”；

    又，收留他人迷失子女，出卖为奴婢，“若买者及牙保知情，减犯人罪一等，追价入官；不知者俱不坐，追价还主”。

    唐、明律对“不知者不罪”这一法谚的形成，其影响是至为明显的。

    “不知者不罪”属于中国人“口头禅”中与法律有关的谚语，在现代法学理论上叫“法谚”。

    霍存福先生认为，法谚反映当时法律生活的特质。旧时的法谚，反映了那时的法律理想，折射出那时的法律实际。

    再如，法谚“告人徒得徒，告人死得死”，来源于刑律中的诬告反坐原则。

    《唐律疏议》卷二三《斗讼》：“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反坐意味着按被告发者应得的刑罚处罚诬告者，则告笞杖得笞杖、告徒流得徒流、告死刑得死刑。

    《西游记》第八十三回：“告人死罪得死罪”即是后者。谚语之“告人徒得徒”罪、“告人死得死”罪，只是形象地列举性说法，基本是准确的。

    至于唐律的原规定，还有一个补充条款，即被诬告者虽被判处了死刑但尚未执行而发现被诬有冤情时，对诬告者的处罚，可以在量刑上“听减一等”。谚语只是讲述一个基本规则，自然未能、也没必要反映这一点。

    另如“诬告加三等”，唐律无之，而是源于明清律。

    《大明律》卷二二《刑律五・诉讼》规定：“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

    可见“诬告加三等”的谚语，应是形成于明朝之后，大体也反映了法律内容。

    又如，法谚“半夜入人家，非奸即盗拿”，其源头是汉律的“无故入人室宅庐舍……其时格杀之无罪”，甚至最早可以追溯至《周礼・秋官・朝士》的“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法谚“私入民宅，非奸即盗”，与此最相近。此处法谚强调“半夜”侵入，按《唐律疏议》卷十八《贼盗》：“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赋予主人即时杀死的权利，源于唐律认为侵入者的行为，非为奸情，即为盗贼。

    在疏议的问答中，有“外人来奸”的设问，唐律正文及疏议还有“已就拘执”即“已被擒获，拘留执缚”内容，可见法律允许主人按奸盗之罪来拿问侵入者。

    明清律略同。正如薛允升所言，“夜无故入人家，决非善类，奸盗十居人九”。故该谚语是准确地反映了法律的规定精神的。

    至于该谚语是否会引起因人“误”入他人舍宅而死于主人刀枪之下的情形，这是十分可能的。冤死鬼是否出现，法律规定是否合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

    法谚与立法语言的关系密切。它们基本上渊源于法律的规定、原则和精神，实现着从法律语言到生活语言的切换，实现着从法律知识到生活常理和经验的转变。

    法谚的一部分直接渊源于法律规定，甚至源自于法律的某一重要原则。

    法谚也有从民间法律文书语言比如契约语言演化而来的情形。

    如“官凭文印，私凭要约”、“私凭文契官凭印”，就是从“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契约术语逐渐演化而来的。

    古代法律承认“私契”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在唐、宋《杂令》中，“私契”是个重复率较高的概念：“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理”、“诸以粟麦出举，还为粟麦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这种观念实上是汉代以来“有私约者当律令”、私约“如律令”的契约意识在法律上的表现。

    高昌时期，契约的结尾用语为：“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强调立约双方要受拘束于所达成的合议，约定须有通行于双方当事人的效力。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平定高昌后，其契约多以“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和立契，画指为信”这样的套语结尾。虽然增加了“官有政法”一层，指出了官员要遵从法律令规矩；但后者的“人从私契”，也仍然是强调民人立约双方要受拘束于所达成的合议。

    “官”与“民”前后呼应，重点强调的是“民”应遵从契约的约定，似更有利于意思的表达。

    在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许多《便麦契》中又讲“仍任将此契为令六（律）”、“仍任将契为领六（令律）”、“仍任将契为领（令）律”等套话结语，大体上又恢复到汉代以来契约的意识与语言了。

    与脱胎于民间法律文书的情形相比，法谚更多地来源于国家法律的规定。

    如“谋逆之人，决不待时”，反映旧时律令对反逆之人立即处决、不待秋后行刑的制度。

    《唐令拾遗・狱官令》复原第九条乙：“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若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不拘此令。”“恶逆”以上罪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本谚语云“谋逆”，包含了谋反、谋大逆二项，基本是准确的。

    再如，“家奴犯罪，罪坐家主”、“家人犯法，罪及家长”、“养家千百口，作罪一人当”，则又是旧律在家长制下的责任承担原则。

    按《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坐隶，隶不坐户谓也。”即奴隶犯罪，主人连坐；主人犯罪，奴隶则不坐。这是”家奴犯罪，罪坐家主”的较早形态。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诸私人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疏议曰：既罪家长，即私人道者不坐。这是只处罚一人的情况，相当于法谚的“养家千百口，作罪一人当”，其法律渊源是“家人共犯，止坐尊长”。

原文标题：“不知者不坐”：从孙大圣不究土地老汉移山“压迫”之罪 看中国法谚与立法语言之血缘亲情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