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妻文化：就停止家庭暴力而进行的调解 永远都是不适宜的

发布时间：2021-01-13 作者：

   已故的约翰·博西格诺教授曾著文说，一名被殴妇女与她的虐待者的关系，经常涉及只有他俩知道的微妙话语和符号交流，这是一种殴妻文化。认识到殴打关系中的文化成分，对于政策的制定有重大意义。要讨论的是，调解是不是一种适宜的、处理家庭内部暴力的机制？

    一个被殴妇女对法官说：

    他总喜欢挑我的毛病，即使是他让我那么做的。无论什么，总不合他的胃口。要么是我太胖了，要么是饭没做好。

    我认为他就是想打我，打我是为了让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而且，我没做错任何事就是我做错了事。

    我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因为他总是像这样对我（用食指划一条线）……这就是他的重要信号，让我闭嘴，要不，就把我踹到桌子底下去。

    已故的约翰·博西格诺教授曾著文说，一名被殴妇女与她的虐待者的关系，经常涉及只有他俩知道的微妙话语和符号交流，这是一种殴妻文化。

    认识到殴打关系中的文化成分，对于政策的制定有重大意义。

    要讨论的是，调解是不是一种适宜的、处理家庭内部暴力的机制？

    作为主旋律，我们坚决主张，因为调解模式只对趋于改善的冲突起作用，所以调解的思想和实践都基本上不适合殴妻事件。

    数据显示，涉足离婚程序的妇女都很可能被殴打，包括那些处在调解期间的妇女。

    许多被殴妇女甚至是已离婚或分居的，这证实了一个研究结果：“对一个妇女来说，最危险的时候是她与配偶离婚和分居的时候。”

    与虐待者分居，事实上可能增强暴力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因为，虐待是虐待者所剩无几的支配和控制被害人的手段之一。

    已进入离婚调解阶段而遭殴打的妇女，保守估计也在10％～50％之间。

    但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哪个州为家庭暴力提供特殊的规则，根本没有种机制甄别这类案件。

    有一些鼓吹调解的文章认为，调解与法院系统相比多一些个人色彩。因为，法院历来对被殴妇女的诉求反应迟钝，被殴妇女难以得到拘束令的保护。

    警察通常未能逮捕虐待者，检察官很少起诉家庭案件，而法官和陪审团不愿将进入司法体系的虐待者定罪量刑并投入监狱。

    刑事指控仅仅试图控制家庭暴力并且做得不够，没有触及殴打的社会原因。

    因此，需要更加注重利用同情感来处理家庭暴力。

    通过直接处理暴力，包括其原因与和好手段，夫妇可以实际体验到救济与支持，知道别人也共享了他们的体验。

    并且，调解给被害人以力量，给虐待者以自新，是典型的具有建设性的冲突解决，为结束恶性循环的暴力提供机会。

    调解能够有效终止进一步的暴力，有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

    但事实上，实证研究显示，这些文章所声称的“调解可以保护被殴妇女不受进一步的暴力”，可能是不真实的。

    被殴妇女如果是经调解而不是经有律师介入的法庭审判，分居后更容易再遭虐待。

    其实，律师比调解人更善于运用特殊的策略“挑战”殴打者。

    比如，律师可以更轻易地求助于保护令或警察介入等法律强制，以寻求增加暴力者自身的不利后果。

    一些律师坚决主张，被害人永远不必为她们的人身安全进行谈判。

   安全是一项基本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拿来进行讨价还价。

    强迫被害人与其虐待者谈判，既弱化了家庭暴力的犯罪性，又强化了当事人之间的不平衡。

    “就停止暴力而进行的调解，永远都是不适宜的。”

原文标题：殴妻文化：就停止家庭暴力而进行的调解 永远都是不适宜的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