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被荒草乱石掩埋得只剩一人高的城门洞时,人僵在那里如一截残碑。
头脑一片空白,就象叠溪古城突然消失一样。站在地震废墟上凭吊,很悲怆,但自然有些深度,就象海子那么自然的深度。
清末诗人董湘琴有幸见过原汁原味的古城,而且是在高高的古道上看全景:“雄关踞高岭,路径平平。忽然空眼界,俯看叠溪营。溪水淼淼直千寻,一城号蚕陵。”他看到的是一座城墙逶迤、街市繁华、滨临江岸的鲜活山城。他决不会想到42年后——1933年8月25日下午3点52分,“城隍会”正热热闹闹,一场山崩地裂就结束了这座古城的千岁生命,三千多人同它一起葬身在洪水泥沙的黑暗世界里。
这个名叫蚕陵的县城,从那一刻起,便永远没有了“今天和明天”,只有“昨天”和“昨天的昨天”,只有它那露出如头顶似的城门洞,和一块如墓碑似的刻有“蚕陵重镇”的巨石。站立其间,冥冥中似有细语绵绵不绝。
海子下面埋着的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叠溪城,汉代为蚕陵县治,南朝梁置铁州,北周改称翼针县,唐代建为翼州,明置千户所,清置叠溪营。它位当松茂古道,地踞“雄关高岭”,历来都是商贸繁荣、重兵把守的边城。透过重重王朝官衙远眺,似见古蜀国和蜀王蚕丛的模糊身影。所谓“蚕陵”者,传为蚕丛建都之地也,据说城北山上有蚕丛墓。
在四川,“蜀国蚕丛先登王”。史载古羌人的一支由西北陕、甘、青南下至岷江上游河谷,建成了蜀山氏部落,其后代首领蚕丛氏在此建立了古蜀国,后传柏灌、鱼凫,至望帝杜宇始迁都郫邑(今郫县),蜀王开明九世定都成都,至开明十二世被先秦所灭,古蜀国从此消失了。
古蜀国文化的最早发祥地蚕陵古城,已在幽深的叠溪海子里躺了七十多年了。古蜀国,至今还是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个谜团。随着汶川姜维城和广汉三星堆等地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古蜀国的历史面目或许会慢慢清晰起来吧。据说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人面神像就是蜀国开国之祖蚕丛的偶像。
往岷江上游河谷一路寻踪访古至此,宛若穿行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触到了一些遥远得看不清面影的东西。就想说一说,那就“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从都江堰一路上来,就有水文化、道教文化、茶马古道文化、大禹文化、蚕丛文化、古羌文化、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等等,每一个都远而古、大而重,都有“国家级份量”。它们为什么都产生在岷江河谷一带,在700里走廊上形成如此密集的文化堆积?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岷江上游文化”(姑且名之)与中华文化是什么关系?
这些大问题恐怕一时谁也说不清,但最明显的一点是,能感到水文化那源头般的份量。因为世界文明史上,许多民族的发端与洪水都有密切的渊源。面对滔天洪水,西方《圣经》中有靠诺亚方舟逃出洪水之说;中华先祖却是女娲补天、鲧堙洪水和大禹治水的一部奋斗史。“伟大的禹王,是一位把中国人团合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基本牢固的国家和以水利工程建设闻名的人。”(托伦士:《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中华文明之门由此大开。
古今很多学者都赞成夏禹文化西兴东渐说,恰好跟我国地形西高东低和江河西源东流的走向一致。发源于岷江蜀山一带的大禹水文化是中国水文化的鼻祖,李冰修都江堰,也是“继禹神功”,集水文化之大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余秋雨:《都江堰》)
因此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因水而起,且因水滋润而壮大。故中华文化几乎具有水的全部品质特性:清朗灵动,光鉴照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外柔内刚,活力无限,静如止水,动若惊涛,宏大的包容性,天然的自洁能力,一脉相承而又后浪推前浪的传承发展方式(这品质尤其重要,避免了像有些文明古国文化大断代的悲剧)。
可以这样说,中国水文化最伟大的成果都江堰,从形态到内涵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鲜活象征,一如巴特农神殿是希腊(西方文化的摇篮)的第一象征。只不过神殿是石柱挺拔、凝重华丽的形象,而我们的古堰是碧水长流、灵动质朴的形象。
循着《松游小唱》的声音踏访松茂古道,无异于一次寻根溯源的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