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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1)

发布时间:2017-08-07 作者: 张扬


被“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公安局拘留



 

    编者按:根据作者授权,本刊即日起连载张扬先生的报告文学《张扬:我与<第二次握手>》(十年前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回顾了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历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席卷全国、风靡一时、影响一代人的手抄本时期;“文革”中曾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围剿,作者因此被逮捕入狱并内定死刑的冤狱时期;改革开放终获平反,作为本案“主要犯罪事实”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也得以重见天日、正式出版的惊心动魄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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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月7日上午,生产队长来找我,说是公社“革委会”周主任让我去谈“口粮问题”。

 

    我是1965年9月从长沙市“上山下乡”的,在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

 

 


 

    1965年9月,张扬“上山下乡”到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这是大队(现为村)全景。摄于2001年冬。

 

    那时,我们下乡已经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已折腾了九年。我们这个知青组和附近所有的知青组一样,人都快走光了。女知青都嫁了人或不知去向,男知青也都“离乡背井”,以种种手段跑江湖混生活;还有一些知青“病退”回了城,极少数招工进了厂矿。

 

    我们组只剩下我一条光棍。我经常出工,累了或病了也在自己的土砖屋内歇几天。那几天我正歇着,搬来土砖和了泥巴砌了个自己设计的“多功能灶”,也就是灶膛不直通烟囱,而是让烟道斜着上升,呈阶梯状排列多个“灶膛”,可以搁置其他锅、盆、壶等,充分利用余热。

 

    “多功能灶”点火试了几次,惹来很多社员和小孩围着看;但我还不满意,还想“改进”,每天都累得不堪,搞得满身泥水。生产队长来叫我时,我仍围着自己的“新发明”团团转。

 

    我们这个生产队,绝大多数男人都姓黄,彼此都有点亲缘关系,却没有任何宗族观念,从来不“团结”。几乎每年都要选出一位新的生产队长,当然一般也都姓黄。现任队长也姓黄,却并非本地人,而是从株洲农村迁来的。当时的农民都很穷,他这外来户就更穷,连住房都是别人丢弃的破屋。

 

    因为缺这样少那样,便趁知青们不在时搬走我们一些生产生活用具。他搬走了我用什么呢?于是向他索还。黄队长恼羞成怒,和他那快嘴利舌的老婆一起跑上门来又叫又跳大肆辱骂,骂娘,骂我是“劳改犯”,等等。接着又打击报复,克扣我的口粮。

 

    我多次向公社反映,但无人理睬。好了,今天终于叫我去谈话了!

 

    公社“近在咫尺”。两三分钟后我就跨进了公社革委会周主任的屋子。黄队长也跟了进去。我一屁股坐下,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黄队长则不断驳斥我,为他自己辩护,声称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打击报复,不给我口粮是对的,等等。

 

    周主任则神情古怪,哼哼哈哈,像在倾听我的诉说和我们的辩论,又像是心不在焉;他似乎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也不知在朝谁点头……

 

    也许就在周主任点头时吧,门外走进四个男子,都身穿当时那种藏青色警服,戴着同样颜色的大盖帽。他们默然无语,呈半环形在我的前面和侧面坐下。我瞥瞥他们,旁若无人,继续侃侃而谈。

 

    公社革委会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不知朝谁又点了点头,一面望着一位警官道:“怎么样,你们说说吧。”

 

    什么,他们说说?不是谈我的口粮问题吗,他们能说什么?

 

    然而那位中年警官居然开口发问了,而且是望着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了,却感到茫然。

 

    “哪里人?”

 

    “年龄?”   

 

    “现在住址?”

 

    几个问题我都回答了,却仍然没有反应过来,根本没考虑这几个家伙为什么问我和有什么权利问我。我从来没遇见过这种事,这种场面。

 

    “你被拘留了。”他简单而平稳地向我宣布,同时亮出一张纸头。

 

    这不是我第一次被拘留,却是第一次看到拘留证。我接过纸头看看,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公安局签发的,“执行人”一栏中写着“李树贵”,大概就是眼前这位中年警官吧……

 

    “咔嚓”一声,我被戴上手铐。

 

    我瞥瞥周主任。他避开我的视线,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我又瞅瞅黄队长。他满脸愕然,简直有点手足失措。我记得,至少他当时并没有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态。

 

    警察们押着我走出公社。毕竟是“文革”后期了,又毕竟是省里来的公安人员,很注意“政策”;走进我那低矮、破旧、阴暗的土砖屋后,又亮出一张“搜查证”,让我签字。

 

    我瞅瞅,那搜查证是“浏阳县革委会”公安局签发的。我想他们离开省会时多半是忘了办搜查证,因此在路过浏阳县城时让县公安局给开了一张,以便完全符合“程序”……

 

    既是“搜查”,首先是搜身。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只从上衣兜中搜出一封信。

 

    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读后总是随即毁掉。这封信是两小时前乡邮员刚送来的。我没马上毁掉,而是塞进左胸兜中,心想过一会儿再读一遍吧——不料“捕快”们比我的动作还敏捷!

 

    “是你妹妹写的?”一名警官问。

 

    来信对我的称呼是“哥哥”,落款是“妹妹”。

 

    “嗯,”我点点头。 

 

    其实不是妹妹,而是女朋友。那时的恋人之间经常是这样彼此称呼,于是我俩也这样。她在长沙工作,长得很漂亮,有一双特别美丽的大而黑的眼睛,睫毛很长——但我觉得她最美的是心灵。不然,她怎么会爱上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呢?

 

    要说前途,我最美好的“前途”充其量是“病退”回城,然后当个炊事员、清洁工什么的。但我没有病,怎么“病退”呢?然而她知道高度近视者可以病退,而我正是高度近视。于是她帮着我办。我弄到了好几份医院证明,打了病退报告,这报告已经顺利通过了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五级,正转往长沙,只剩下最后一关了,不料……

 

    真后悔这信没马上毁掉,像对待其他一切信件一样!我穷得一无所有,只剩下这么一点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深藏在心灵中,竟也不能保住,还势必连累无辜的她——想到这里,我的心脏抽搐了一下!

 

    我戴着手铐,站在一旁,冷冷地瞅着正在屋里屋外翻箱倒柜、“深挖细找”的警察们。看得出他们的本领十分高超,每一个角落、每一道缝隙都不放过,却又有条不紊,不像“造反派”抄家那样大轰大嗡,蛮横粗野,又抢又砸,肆意破坏。

 

    他们从我住处搜出未写完的小说《寒霜的歌》。如果这手稿能写完,大概是一部中篇。套用一句旧话吧,真是“明珠投暗”了!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写我的一段爱情经历。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寒霜”少年时与我同学。多年后相逢,正值“文革”前夕,那时我已是下乡知青,而她是歌剧演员;因此,作品从一开头便贯串着、回荡着歌声……

 

    后来,啊,不,我和她没有“后来”。

 

    我们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但出身不好可以当知青,却不能当演员;因此,“阶级路线”压得她简直喘不过气来,直到最终离开舞台,成了工人,而且是临时工。她一度把我当作“精神支柱”,坚决要迁户口,要到大围山,要跟我一起生活。她说她能吃苦,能“自食其力”,等等。

 

    我更加坚决,坚决阻止了她;我知道,当临时工也比当知青强。我们终于分手了,一切以悲剧告终;凡事涉“知青”,那时是不可能不以悲剧告终的……

 

    我写这部中篇小说跟写其他文字一样,不是为了出版或发表;那时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发表文艺作品的机会。

 

    我写作只是为了给自己看,给身边几个朋友看,或者借用鲁迅一段话吧:“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

 

    然而,现在,手稿还没完成便被搜走了,人也失去自由了,连“延口残喘”的权利和可能也被剥夺了!

 

    当时没有现在这种囚车。从长沙迢迢三百多华里赶来抓我的是两辆北京吉普。

 

    公社机关里里外外已经围聚了许多人,都是公社和下属单位的干部职工和附近的社员,都是熟人,都以难以言喻的目光望着我,包括我们生产队的黄队长。

 

    我在公社戴着手铐吃了午饭。戴着手铐随警察们走出大门时,我神情从容,朝周围的人们微笑颔首,略略环顾四周,很像故事片中被国民党特务或日本宪兵逮捕的地下工作者。我钻进一辆吉普车的后座。两名警察,包括那个李树贵,将我夹持在中间。

 

    公社紧靠着弯曲的山区公路,距县城一百二十余华里。我是知青,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的人;凭这身份,不管犯了多大的事,哪怕是杀了人,充其量关在县看守所“待决”即可。

 

    然而,奇怪,在浏阳县公安局停车加油和交接档案后,车子继续前行,往长沙方向开。终于,下午抵达长沙市,在省公安局(即原省公安厅)院内停了一会儿,又开出来,黄昏时分到了省城东北角的上大垅,这是个房屋、街道和地形都很凌乱的地带,一片灰蒙蒙的。

 

    丁字路口有一家湖南绸厂,原是劳改工厂,后改归地方,招了不少工人,但仍有一些劳释就业人员。绸厂的门牌是“东风路11号”,这路上却没有12号门牌;绸厂内有一座高墙、岗楼和电网围着的神秘院落,“东风路12号”门牌便钉在那院门上。

 

    院门外还矗着一堵照墙,以挡住人们的视线;那里面是一座监狱,目前的正式名称叫作“省公安局看守所”。

 

    后来才知道,这里最初是国民党将军何键二十年代修建的“模范监狱”,用于囚禁共产党人、革命者和他们想囚禁的任何人;往后不论形势怎样变化乃至政权怎样更迭,其作为监狱却始终不曾变化过。不知从什么年代起,这里有了一个颇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里。

 

    看守所内羁押的都是未判决和判了徒刑暂未投入劳改的犯人。紧贴看守所有一家小印刷厂,归省公安局管辖,做工的都是服刑犯人,多是从本看守所转过去的。“鹿洞里”成为绸厂、印刷厂和看守所的代名词。

 

    “文革”以来,政治气候波诡云谲,鹿洞里前后关押过不少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现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之类人物,罪名五花八门,“叛徒”“特务”“走资派”(统称“叛特资”)“反革命两面派”“反革命野心家”“反革命坏头头”和“黑线人物”,等等。

 

    关押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鹿洞里来说恐怕还是第一次。我被解除手铐,关进监号。

 

 

“鹿洞里”监狱。1975年1月7日,张扬在浏阳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被解送到此关押。
张扬平反出狱后于1980年5月重访“鹿洞里”并留下这张照片。


 

    因为是沿用了约半世纪的老牌监狱,建筑质量又远没法跟巴士底或秦城相比,鹿洞里监狱已陈旧不堪,墙皮剥落,百孔千疮;不知什么年代铺的水泥地面,又冷又湿,几乎能踩出水来,而且春天经常满地是水。当年显然极度缺乏钢材,所以牢门是厚重的木门,但也厚不到哪里去,也就一寸多吧;门上有个鹅蛋大小的监视孔,可由狱卒在外随手开闭,但也能由犯人从里面拨拉(当然,这样做是“违法”的)。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窗户,全是木制的,分上、下两档,每档都有两个木格窗扇,蒙着窗纱;那窗纱当然绝对阻挡不住千百个蚊虫的入侵,却多少显示了一丝人性,好像考虑到犯人也不应被蚊虫叮咬似的。窗扇上当然不能安装玻璃,却可以糊窗纸;每逢初冬,狱方就发浆糊和一种轻薄而半透明的“皮纸”给犯人,让他们自己糊在窗上抵御住部分风寒。窗栅是一排碗口粗细的木头,大概是五十或六十年代又加了一层螺纹钢栅。

 

    “模范监狱”,顾名思义,就是让人参观和供作示范的。应该承认,建于二十年代的这座监狱就上述特点而言还是有一点“模范”味儿的。

 

    鹿洞里监狱共有三十来间牢房,大的十来平方米,小的七、八平方米。因为是省公安局看守所,而由省公安局直接处理的犯人并不多,所以我去的时候一共只关押着八、九名犯人,后来最少时只有三、四人,最多时也只有一二十人。

 

    我走进那间牢房时,里面已有三位“难友”:

 

    一位是冶金部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工程师,姓余,四十多岁,广东中山人,早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多年从事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工作,下文称他“老余”吧;他是个政治犯,而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犯全被称为“反革命犯”。

 

    另一个是省地震大队工人,姓王,三十来岁,有些文化,满腹牢骚,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确切罪名。

 

    还有一个小伙子,姓赵,二十多岁,油腔滑调,是个痞子,还逗人喜爱,省革委会第几招待所食堂厨师,惯偷,库房中的粮油佐料菜蔬,样样都偷。

 

    省公安局的任务之一是受理省直单位和中央驻湘单位的案件。他们三人之中,老余是“中央驻湘单位”的,而王、赵是“省直单位”的,都符合“条件”,所以被关押在这里。我不知道还有些什么“条件”,而我符合其中哪条;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到了这里的。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觉林寺/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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