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3）

发布时间：2017-08-11 作者： 张扬

回顾：逃亡中写作《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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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在上述第一次审讯中，预审员曾经问及我“有无前科”？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行性”问题，对每个犯人都要问，在每份判决书中都要写入的。

    他们喜欢有“前科”的人。这种人可以解释为“屡教不改”，从而“从严惩办”。

    我大声回答：“有！”

    这样回答不符合事实，却符合办案人员的胃口。那么，就让他们先高兴高兴吧。

    《辞海》“前科”条：“法律用语。指曾经被法院判处过刑罚。”

    我从来没有被任何法院或“文革”中取代了审判机关职能的各级“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和“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过刑罚”，因此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并无“前科”。然而，“文革”中连法律本身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法律的意义”？

    但如果说在看守所中被关押过也算“前科”，那么，可以说我有前科。

    我这“前科”怎么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超大型政治运动。这场超大型运动中贯串着、交叉着无数大、中、小型运动；1970年春节后开始的“一打三反”是其中一场大中型运动。“三反”是些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好像是反贪污、反浪费什么的；这“三反”是陪衬，“反”些什么无关紧要，关键是那“一打”，全称是“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

    搞了多年“文化大革命”，“反革命”却越搞越多，于是就得严厉打击。到处都在开“公捕大会”“公判大会”，到处贴着布告，一批又一批“反革命犯”被判刑或处决。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这××为地名，一般为县名或市名）！”

    我在“一打三反”中也成了“反革命”，成了“逃犯”。来历是这样的：浏阳一中红卫兵组织“鲁迅公社”的头头，一个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将”，名叫罗孟寅，自1968年与我结识后成了朋友，彼此通过一些信。他受小说《牛虻》影响很大，崇拜作品中那位职业革命家亚瑟，在1968年给我的信件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和“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扬言要“扬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巨斧，砍倒那林立的偶像”，等等。我回过几封信，表示同意和支持他的观点。

    “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狂潮，“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为“林彪搞起来的”；“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无疑指那个号称“亲密战友”、位居“副统帅”的林彪；“非神学的圣经”指“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老三篇”、“红宝书”、“一句顶一万句”和“带着问题学毛著”等等恶性膨胀的教条主义和现代蒙昧主义；至于“扬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巨斧”，表示主张以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来彻底否定“文革”！

    凡此种种，在今天看来是多么普通，多么正确，多么富有政治远见！1976年10月的一举逮捕“四人帮”，就绝对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暴力，凭着这个暴力才得以在后来彻底否定“文革”——然而我们的议论在当时却是“大逆不道”，罪该枪毙好几次的。

    我比罗孟寅大几岁，“老谋深算”一些，因此从来不保存别人的信件，包括他的来信，也提醒他不要保存我的信件。但他不听，居然保存了别人的一千多封信，俨然日后要当“导师”，出“全集”似的。其实他因偏激，一直是县里密切关注的对象。以他为首的“鲁迅公社”早于1968年春的“彻底摧毁省无联”运动中已被“摧毁”。

    “一打三反”刚开场又抄了他的家，搜出成堆的信件，其中有我那几封。于是，他和他那些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统统抓了起来，关进浏阳县看守所。我因与他的同学们都不认识，自1968年以后与他本人几乎也没有来往，因此没有被算作“成员”，但也成了“反革命分子”，被迫逃亡。

    我在长沙的青年工人中有不少朋友，他们了解我，同情我，节衣缩食冒着风险帮助我，掩护我。我不能回家，长期躲藏在简陋的工人集体宿舍里，这儿三天，那里两天，不断转移，疲惫不堪。一碗面条，一个包子或烤红薯，往往就是一顿饭。每当走上长沙街头，都得戴上大口罩，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像电影中的逃犯或地下工作者……

    尽管如此，我却又写起了《归来》，走到哪里写到哪里。

    作为知青，我一直穷困不堪，逃亡生涯中更加一贫如洗，连笔记本和稿纸也买不起。我弟弟的同学邹白沙送了一个黑胶皮笔记本给我。他知道我没有其他嗜好，只爱写作。我不喜欢一般稿纸，因为它“条条框框”太多，一页纸只能容下三百字，甚至更少；我也不喜欢那时通用的所谓“材料纸”，那种纸只印着一道道稀疏的横杠，也容不下多少字。我喜欢这种黑胶皮笔记本，开本较大，横杠细密，如果把字写小些，每页也许能容八、九百字或上千字，一个本本就能写多少万字，能完整地容纳一部中篇小说了……

    逃亡中的我便用那个本本再写《归来》。在狗窝似的单身工人宿舍中写，在候车室的条椅上写，在乡村小镇旅店的昏黄油灯下写——每次多则写一两千字，少则写一二十字，写得很慢，很难，很累，但每天都要写一点。

    1969年12月31日和1970年1月的最初几天，我是在汨罗县乡下友人家度过的，先到大荆公社一个山村，又到智峰公社一个山村。那几天滴水成冰，积雪盈尺。当地农民极穷，没有棉衣，在家烧木头取暖，不敢出门，孩子们竟赤脚在雪地上玩。大荆的友人徐鸣皋，是小学教师，独自教一所学校，全校只有一座茅草屋，屋内只有一间教室和一间供教师住的房子，还有一间厨房。所有这些屋子都狭小低矮。这么一个学校却有四、五个年级和二三十名学生；都坐在同一教室内，每个年级一行座位，徐老师轮流教每个年级。这种学校据说叫“复式班”。

    尽管条件极其简陋，但毕竟是学校，所以徐鸣皋夫妇住的房间内居然有一张小书桌，我便时时趴在那桌上写作，连头都不抬。手冻肿了，脚冻麻了，我仍不停地写。

    我的行为引起附近一位农村妇女的兴趣，悄悄向徐老师的妻子打听我的情况，说是这么勤奋刻苦的读书人今后必有出息，要把谁家一个怎样怎样标致的姑娘介绍给我。我听后淡淡一笑。这就叫勤奋刻苦？我今后还能有出息？——如果她知道我是个逃亡的“反革命”，不吓晕过去才怪呢！

    在大荆住了两天后，我又走几十里山路到了智峰。

    这个公社位于山区，交通不便，气温更低，积雪更厚，农民也更穷，我那姓兰的朋友也不例外；因为太穷，低矮阴暗的农舍中没有一张凳子椅子，墙上没有一个窗户，屋顶上没有一片明瓦，几乎是家徒四壁。但有一个高高的五斗柜，肮脏而破旧，靠黑糊糊的土墙放着，也许是土改时从地主家弄来的“胜利果实”。

    柜上搁着几只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还略有空余，能摆下我的笔记本。但柜高齐胸脯，又没有椅凳，于是我就站着写；站着还有一个好处，便是全身筋肉绷紧了，不那么感到冷。大雪天应该关上门才对，但我却让门完全敞开，任寒气冲卷而入；因为门外是一处陡坡，坡上厚厚的积雪可以将光线折射进来，我便靠借着那雪光写啊写的。

    当然，不会不冷或不那么感到冷，而是冻得浑身索索发抖，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双腿也在失去知觉，像是“飘浮”着。儿童时代看书，看到“囊萤夜读”、“凿壁偷光”之类故事，颇为叹服；现在才知道，人逼急于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山上住了几天。回大荆又住一夜后，步行到京广线上的黄沙街车站，赶上一趟慢车。夜间回到长沙。身上没几个钱，买不起票，出不了站，被扣下盘问了好久。我声称在捞刀河（离长沙最近的小站）上的车，终于按这种最低票价办了补票手续，被放出车站。

    掩护我逃亡的好心人很多。从汨罗回到长沙后，我住在市物资局新河碱库的青年朋友李桂秋那儿。新河是捞刀河注入湘江处一个冲积地带，位于城郊结合部，较偏僻，多仓库堤岸，有几条铁路专线。小李属于那种“少年老成”之人，性格内向，为人干练，对我很好。所谓碱库，是几只贮存氢氧化钾和氢氧化钠的大钢罐，外加两三排红砖小平房，一圈围墙。小李在碱库有一间屋，屋内有两张单人床，他和我一人一张。碱库人很少，没有食堂，工作人员到附近油脂化工厂食堂搭餐。

    吃住都不成问题了，我便在那斗室中安心写作。“文革”期间经常搞“革命行动”，也就是在全城大肆查抄搜捕。一天夜里又要干这种事了。李桂秋出身城市贫民，“根红苗正”，是“依靠对象”，所有这些“行动”都不瞒着他。那天从油脂化工厂打饭出来，他望着匆匆来去的一队队、一车车戴红袖套的造反派和民兵，朝我笑笑：“快开场了！”

    我感到自己是在“台风眼”里。周围狂风暴雨电闪雷击，满布恐怖和死亡，而这个小天地内却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我知道这是假象，是暂时的，台风在高速移动，“台风眼”也在移动，压顶之灾的袭来只是时间问题……

    真巧，我在黑胶皮笔记本中写完了《归来》，又在其最后一页写完了“后记”。因为没有框格，无法准确计算字数，估许有六、七万字吧，算个中篇小说。

    小李读了《归来》，赞不绝口。他与我结识不久，是第一次读这部作品。

    我过着动荡的生活，在长沙市区“流窜”，跟各种各样的朋友会面。我并没有什么“反革命”的图谋和活动，只不过在痛苦地消耗青春，打发时间。我想“文化大革命”不能永远搞下去，“一打三反”也顶多搞几个月，风头过去后我就回农村去，仍然当知青，干农活。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们能有什么前途？

    1967年夏季全国形势极度混乱，武斗猖獗，许多地方连枪炮坦克都用上了。我回到长沙，“闹中取静”，每天到烈士公园的凉亭中编纂《鲁迅语录》——当然，像我写小说一样，不是供出版，而是供自己和几个朋友看的。

    我一位名叫许九皋的知青伙伴在湖南一个知青群众组织当“司令”，他的“总部”里堆满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文件材料。他把我请了去，我利用条件便利仔细研究了那些文件材料，终于发现“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人们不敢讲话了，主要是党外的人们不敢讲话，于是听不到不同声音，导致1958年的“大跃进”，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但党内还有人敢讲话，于是又搞了1959年的反右倾，导致1959—1962年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城市人口过剩——于是“上山下乡”成了解决这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减压阀。湖南最早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3年，不是偶然的；一些地方的相关办事机构就叫作“上山下乡劳动力安置办公室”，就是这么来的。

    因此，“上山下乡”跟革命和战争年代广大知识青年投身革命与工农兵相结合，跟所谓“青年运动的方向”根本不是一码事……

    也就在这个1967年夏季，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约五千字，另一篇三、四万字，占据了一张对开报纸的绝大部分版面；这后一篇题为《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的文章论述严密，对“上山下乡”运动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政治上予以彻底否定，在社会造成很大影响，然而后来也成了我的“反革命罪证”之一。

    特别是1968年毛泽东下达“最高指示”兼“最新指示”，千百万高中和初中学生无论毕业没毕业的一律“到农村去”，形成新的上山下乡高潮，我1967年发表的文章更构成了“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重罪恶。加上与罗孟寅的“反革命”关系，一旦在“一打三反”中被捕，前程对我来说将会是非常凶险的……

    那天，我去黄兴南路一家旅店看望一个朋支，随身挎着一只帆布包。我在逃亡中时时带着这只挎包，包中装着牙膏牙刷毛巾肥皂和最低限度的换洗衣裤，一叠“文革”中仍然按期出版但已经没什么人阅读了的活页报刊《科技参考消息》；眼下则还有刚刚写完的《归来》……

    在从新河碱库去黄兴南路的途中，我忽然“心血来潮”，产生了不安或不祥之感，于是跨下公共汽车，走进火车东站。这是当时长沙两座火车客站之一，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专门停靠特快和直快列车，位于闹市区（旧址在今天长沙市芙蓉路与五一路交叉的立体桥处）。

    这座车站很简陋，布局凌乱，站区内有铁路工人住的几排简易平房，我的知青伙伴陈富强住在那儿。我将挎包放在他家，空手只身前往黄兴南路。

    半小时后，我的预感被证实了。公社公安特派员带着两名大队干部在那家旅店大门附近蹲坑守候。特派员是新来的，不认识我，因此需要带别人来指认。我被捕了。

    自“文革”以来，我已经挨过不少整，受了不少批斗，算是“身经百战”了。因此，面对被捕，我很平静。

    “预感”是很奇特的——不然，我不会中途走下公共汽车，将挎包放在陈富强家。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小动作”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一段特殊的史实。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觉林寺/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