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10）

发布时间：2017-08-28 作者： 张扬

从《归来》到《第二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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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前文说过，我因“反革命罪”于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捕，关押在浏阳，1972年12月29日获释；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关进省公安局看守所，其间“自由”了两年零九天。

    所谓“自由”，是除少量时间回城外，大部分时间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我弄点柴和炭，在自留地上种点瓜菜，自己煮饭，生活非常艰苦简陋。

    少数男知青与女知青结婚了，也有的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被“官方”誉为“彻底革命化”了；也有少数男女知青不结婚而住在一起，公社称之为“非法同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有姑娘喜欢我，但我一直是著名的“危险人物”，没谁敢跟我好，更没谁敢跟我一起“彻底革命化”。

    我早已习惯了孤独。但是，这种孤独有时伴有极大的危险。

    譬如1973年夏季“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烈日下从早到晚在水田中干活，我劳累已极，口渴了便喝从上丘田流到下丘田里的水，结果染上了“钩端螺旋体病”，病魔来势凶猛，高烧不止，躺下不能动弹。

    当地死于这种病的已不止一人。我孤零零的，说死也就死了，但居然挺了好几天。一天傍晚，自感略有缓解，便拄着拐棍勉强起床，趔趔趄趄走五华里山路到了东门镇。

    这种病正在流行，我的症状又很典型，所以很快就确诊了。然而医生不相信我是自己走来的，因为这种病人一般根本不能动弹，两三天内就能恶化死去。

    当时的医德医风与现在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先住院，后收钱，而且收钱也很少，几天后终于治好了。这场大病以后，体质大大减弱。

    1974年我在长沙又开始写《归来》。仍然没有钱，仍然是弟弟的同学邹白沙送本本给我。他问我喜欢哪种本子。我很有感情地想起1970年那种黑胶皮笔记本，于是他一下买了两本。

    我的青年工人朋友罗颐和字写得好，我请他写了书名“归来”。我又自己动手，绘制了封面，画着端庄美丽的丁洁琼教授手捧鲜花在首都机场。

    我的字写得很差，但美术字写得还可以，于是我将笔下一个个汉字都写成方方正正、整整齐齐的美术字。这样写必须一丝不苟，每个字句都得预先想好，因为没有涂改的余地。

    十来年了，我无数次写过《归来》，但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写过，而现在居然用这种方式写成了。许多人看了说，简直像印刷品，像正式出版的书！

    这一稿写了足有几个月，大约从1974年夏天直写到秋冬之交。这是我在“非法状态”中写下的最后一稿，也是最长的一稿，后来经精确统计为二十万零五千字，第一次从篇幅上跨入了长篇小说的行列。下文称1974年稿，写这一稿时我三十岁，已经前前后后写了十一年。

    这一稿仍然叫作《归来》，仍然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上了那段“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恩格斯语录。 

    1974年稿《归来》不是空洞无物地拉长文字而是在情节、内容和思想性上有了明显的充实提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描写。

    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总理对党和国家事务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也明显激起了某些人的猜忌、敌视和攻击，凡此种种连老百姓都看得十分清楚。

    我在1974年稿中对周总理形象加以前所未有的浓墨重彩，以特殊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那场严峻政治斗争的态度。

    “四人帮”鹰犬们在审讯中指摘我说：“在‘文革’前写这种东西多少还可以理解，但在‘文革’期间仍然坚持这样写，就不可原谅了！”

    ——我倒是觉得，在“文革”之前写这种作品还是比较寻常的事，“文革”期间特别是“文革”后期仍然坚持这样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1974年稿在艺术上有一个极大的提高，是加强了对丁洁琼在美国的生活和事业的描写。

    作品中的丁洁琼1933年赴美，1959年回国，在大洋彼岸度过了二十六年漫长岁月，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一位科学大师，经历应该是极其丰富多彩的。

    但是在以往历稿中对此却没有具体描写，只是在小说临近结尾时，让周总理在欢迎大会上作了口头介绍，艺术上十分单薄，结构上是个重大缺陷。

    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作家，没有想过《归来》有朝一日会成为正式出版物；从1963年起历稿都不过是“写故事”，对自己和对作品都没有太高要求。

    然而经历十一年后，我终于意识到了《归来》所具备的魅力和潜质：它完全可以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故事”，写成一部“像模像样”的文学作品。

    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借去《归来》，夜里原想翻阅一下再开始复习功课，不料一翻便放不下了；直读到半夜，觉得不能不睡觉了，不然明天没法上课。然而上床后辗转反侧，老惦记着主人公们的命运。于是，索性爬起来继续读，直至读完，天已蒙蒙亮了，只得红着眼睛去学校。

    类似的情形，在长达十一年中我遇到不下百十次。正是读者们对《归来》的热情反应，在1974年推动我对《归来》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我想使它从任何意义上看都更像一部“真正的”小说。

    修改和充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丁洁琼的事业历程，二是她的感情生活。前者具体描绘了她在科研工作上的呕心沥血和终于取得的巨大成功，突出表现在《“丁氏构造”》和《黑磨菇云》等章节中。

    《黑磨菇云》描写丁洁琼参与美国最早的原子弹研制和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上进行的世界上第一次核试验；

    《“丁氏构造”》描写“二战”期间丁洁琼出席费城科学研讨会，以雄辩的论证推翻了作为粒子物理学基本原理之一的“席里构造”，创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丁氏构造”。

    1980年12月我在北京会见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吴阶平教授时，这位大医学家谈起他既是《归来》手抄本时代的读者，又是《第二次握手》出版后的读者；他说他读后最感振奋的就是《“丁氏构造”》一节。

    按照作品的描绘，丁洁琼美貌绝伦，二十三岁去美国留学，以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六年，可以说在那里度过了她的黄金时代，不可能没有感情遭遇，不可能没有男子的倾慕和追求；而丁洁琼在感情生活方面的态度，无疑是塑造好她的整个形象的重要环节。于是，她的老师、朋友和始终不渝的爱慕者，美国科学家奥姆霍斯出现了……

    1974年稿《归来》传播范围不大。因为篇幅太长，抄写起来不容易；其次，写完这一稿后不久我就于1975年1月7日被捕了。

    被捕时我在大围山，手稿却在长沙一家工厂的工人朋友手中，警察很快就查到了他们那里，“完璧归赵”，无法再传播。我被捕后工人朋友们没有吓得毁掉手稿，后来是事实证明，这真是万幸！

    自1963年至1974年，这是历稿中我倾注心血最多，写得最好的一稿。后来据此改写并以《第二次握手》书名正式出版的，就是这一稿。

    工人们如果没有完好地保存下来或警察没有将其找来“归案”，以后的事就难说了，至少今天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第二次握手》就不会是这个模样。

    当时“主审官”缴获此稿后得意忘形，他认为终于掌握了判我以重罪的最有力的证据。有一次审讯中他将手稿往案台上一摔，大声喝斥：“越写越离奇，越写越反动！”后来在《起诉书》中，指为“越写越冗长”。

    从西方到东方，先进国家普遍实行院士制，旧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也于1948年开始实行院士制。而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却实行所谓“学部委员制”。

    我认为这是蓄意贬低优秀科学家，让他们混同于“屙尿都能碰到委员”的那些“委员”。

    汉字的象形性赋予“院士”这个字眼一股尊严气势，这是使某些自命不凡者不痛快的。

    而我在写作《归来》时，多次使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词汇。后来，九十年代初，当中国科学院开始实行院士制时，我才笑着想：我又领先了一步！

    1974年稿尽管传播范围不大，看过的人却也不少，至少有几十个。长沙某厂一个姓苏的青年工人，读了之后爱不释手，竟弄来钢板蜡纸开始刻写，准备成批油印。我愕然问道：“这得刻写到什么时候去啊？”

    我的惊愕还有一个原因，即预感到《归来》的传抄终归是个麻烦，说不定哪天就会“东窗事发”；小苏的做法还可能使事态升格到“非法出版”或“地下出版物”的地步，更易触动“官方”的神经，从而造成严重后果。

    我不知道“四人帮”及其鹰犬们的神经已经被狠狠触动并开始采取行动，一张巨网正悄悄朝我撒来并迅速收拢……

    据我所知，全国范围内除了手抄外，还有不少人复写、油印和用旧式打字机打印《归来》。

    据基辛格回忆，1971年他第一次秘密访华期间，一天，中国方面送来一份尼克松总统近日在美国某地的广播讲话记录稿，上有周恩来亲笔批注：“只此一份，阅后退回。”基辛格于是知道了，在美国已经可以用激光彩色复印机维妙维肖地复印钞票，乃至美元不得不又严加防伪措施的当时，中国竟连一台最普通的黑白复印机也没有！

    我想，如果七十年代的中国有今天这样先进的复印和照排技术，《归来》会传播得厉害千百倍吧？再一想，不，不会。《归来》的传抄以及对《归来》的围剿，都只能是那个闭塞、蒙昧、黑暗和倒退的时代的产物。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