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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12)

发布时间:2017-09-01 作者: 张扬


少年时,母亲就担忧我“中鲁迅的毒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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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那时,对一切“犯错误的人”“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都强调要深挖细找,查清“根源”,最重要的当然是“阶级根源”,此外还有“思想根源”“家庭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根源”,最后一律都得挂靠到“阶级根源”上去。

 

    我既然成了“反革命分子”兼“犯罪分子”,当然也有“根源”问题。他们还要把这些“根源”写进《起诉书》和《判决书》里去,以证明他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合情合理”和“合法”。

 

    他们怎样栽赃诬陷且不说。但这么一来,我倒还真想思考和回顾一番写作《归来》的真实“根源”。

 

    我三岁学认字,五岁上小学,八岁已经读过八部长篇小说,十五岁(初中毕业)已经读完了当时(1959年)能搜罗到的所有古今中外名著;但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任何小说诗歌,而是鲁迅及其著作。

 

    家中那些鲁迅著作,我抱着啃,啃不动也硬啃,实在啃不动偶尔也去问问别人。

 

 

 

 

    如杂文《长城》,我原以为是描写万里长城的;然而一读,文章很短,且对长城充满诅咒。这是怎么一回事?实在没法了,便去问邻居一个姓戴的大哥哥,他是高中生。他说,鲁迅在这里是把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比作禁锢人们思想、阻碍社会进步的“长城”……

 

    “哦,原来如此!”因为读不懂而去问别人,这好像是唯一的一次。

 

    到十二岁小学毕业时,我对鲁迅的主要著作特别是杂文已经十分熟悉了。以后的几十年,我对鲁迅的书堪称百读不厌,对涉及鲁迅的史实和典故运用自如,对鲁迅研究领域的每个动态都非常关心,文风和性格受鲁迅影响尤深。

 

 

 

 

    解放后从来提倡鲁迅精神,鼓励人们学习鲁迅;这种提倡和鼓励早在延安时代就开始了。

 

    但是,若真学鲁迅,真像鲁迅那样为人为文,真那么讲直话真话,真那么“匕首投枪”,揭露黑暗腐败,结局多半是好不了的。

 

    所以,自我少年时代起,母亲就多次忧心忡忡,说我“中鲁迅的毒太深了”!

 

    1954年我十岁从南宁回到长沙后,如饥似渴阅读家中所有的书。那些书涉猎面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知识。

 

    如朱育莲编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地图集》,装帧和绘图都非常精美,使我知道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所有教科书和报刊中从来不让人们知道的事情。

 

    如苏俄当年策动外蒙独立和迫使外蒙割让其西北部“唐努乌梁海”地区作为“报酬”的史实。

 

    唐努乌梁海面积相当于中国一个行省。打那以后,我几乎再未相信过“苏联老大哥”,一直认定它是个居心不良、富于扩张性的帝国;六十年代前期开始的反对“苏修”的斗争,不过验证了我早就形成了的对苏俄(苏联)的看法而已。

 

    我是在长沙市十六中度过初中阶段的。初中三年对我一生发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件事,其一便是反右派斗争。

 

    我们学校“反”出五个“右派”,其中有两位直接教我们班的课。他们都是因写大字报被打成右派的。

 

    他们的大字报我都看过,我认为写得很好,实事求是,没有任何恶意。怎么能据此把人家打成右派呢?

 

    那时解放还不久,五位老师都是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人品学问都不错,其中有的已满头白发,怎么就成了“右派”,成了敌人呢?

 

    五个人都受到批斗。大概因为师资缺乏吧,仍然让他们讲课,但不允许我们再叫他们“老师”,规定我们对他们直呼其名。右派老师走上讲台和下课离开讲台时,值日生也不指挥大家“起立,敬礼!”。

 

    但是我不!对这五个人,我能不叫时就不叫,不能回避时就仍然对他们鞠躬并坚持称呼“老师”,有时当着好些同学和教师的面这样做。

 

    我的做法,当时使“右派”老师非常感动。我的这种表现,应该算“不好”,算“落后”,算“抵触”,算“不听党的话”,但是,从来没有哪位老师和同学为此“举报”过我。

 

    这里捎带说说,1949年时我五岁,开始读小学一年级,那时还实施学生对老师行鞠躬礼的规矩,从小学到大学都如此;1949年以后,也还持续了多年。直到1957年后,这种礼貌才被无形废止,至今也没有恢复,看来今后永远不会恢复了。

 

    我读小学时的两位老师被划为右派。我仍然尊敬他们,热爱他们,去看望他们,在命题作文中赞颂他们。对社会上的其他右派,对报纸上点名批判的许多大右派和著名右派,我也怀着同情。

 

    当时湖南编了一本《毒草集》,选登了本省一些大右派的主要谬论并加以批判。其中有个省农林水利办公室的徐君虎,他的主要言论是:现在城市机关里讲排场摆阔气,浪费大,太奢侈,得好好改一改!别忘了农村还很落后,农民还很贫穷。我们机关中少买一套漂亮的沙发,农村里就可以多建几座牛栏猪圈……

 

    这哪里是右派言论呀?我百思不解。

 

    再一看下面的批判词:哦,“挑拨城乡关系,破坏工农联盟”。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竟能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残害忠良!

 

    1959年秋,我初中毕业,升入长沙市第六中学高中部。这所中学被几个不学无术专擅整人的家伙搞得乌烟瘴气,原有较好的校长、副校长全被整垮了(有的后来被整死了)。

 

    但这所学校却有半点好处:“右派”老师走入教室时,值日生喊“起立”,全班同学站起后,老师点头说“同学们请坐”,大家再坐下——我想,这大概是当初那几位较好的校长、副校长定的规矩,后来也就没有改动。

 

    这么一件小事,我却刻骨铭心记了几十年!它虽然仍然没有把老师当老师看待,却在最低限度上把老师当人看待了……

 

    1957年反出来的那些“右派”,全部是知识分子;因此在我看来,“反右派斗争”的本质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

 

    知识分子没有别的财富,所有的只是知识,而知识本身是与民主、科学、真理、实事求是和正确的判断及措置等等密不可分联为一体的;所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就是对知识的打击,也就是对所有上述事物的打击和对人类良知的打击——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抑善扬恶,是非混淆,黑白颠倒,邪气泛滥,国家怎么能搞得好呢?

 

    我不是右派分子,我的家人亲戚中也没有右派分子,但正因为如此,我看待这个问题比较客观,比较公正。我深感压抑。这种压抑感却不是狭隘情绪的产物,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当时才十三岁的我早熟了,开始形成独立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漫长岁月中影响我,指导我,使我跟后来长期占统治地位或主流地位的那些貌似极“左”的东西始终格格不入。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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