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19）

发布时间：2017-09-18 作者： 张扬

我在狱中读《反杜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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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林彪自我爆炸后，学“语录”，学“老三篇”，要求“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和“带着问题学”之类东西急剧降温，开始提倡学马列，读原著。官方还开列了许多“必读书目”，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

    我是个知青，没条件“读原著”。只是由于我关心科学，曾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印象最深的三点是，一，彻底的无神论精神；二，广博的科学知识；三，缜密的思维和强大的说服力。

    1975年1月到“鹿洞里”，难友余工家中送来的书中有“马列原著”，我便捧读。这次给我的一辈子造成重大影响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我原以为此书深奥难懂，又以为“我们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春桥姚文元们一定从中为他们那套东西找到了许多“依据”；现在一读，惊讶地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以我的理解力，这本书很容易读，很吸引人；但接下去便糟了，原有的很多“信念”简直“崩溃”了！

    细读《反杜林论》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这是一部集马克思主义之大成的著作；第二个感觉是，将《反杜林论》列为“必读书”的大人物们本身显然根本没有读过《反杜林论》，或是没有读懂，或是读了之后故意“反其道而行之”。

    《反杜林论》除序言、引论外，含“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编，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对自然科学的论述放在“哲学”部分（西方国家至今仍把自然科学划归哲学领域）。

    极左年代的中国，哲学与科学完全脱钩，哲学就是“枪杆子里出真理”，就是论证“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论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论证党内十次或十一次所谓“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根据政治需要臆造的，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极左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文革”中的中国，理论和实践上有两大特点，一是极端崇尚暴力，二是极端崇尚“思想”。

    一谈国家就是“国家机器”，一谈“国家机器”就是暴力，就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就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切”；林彪干脆主张“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张春桥能想到的“巩固政权”的办法就是“杀人”。

    总之，完全迷信暴力，完全不知道国家在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主要职能。

    在这方面，一个多世纪前的欧洲人杜林跟今天中国的极左派们多么相似！杜林主张：“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对此，恩格斯在《暴力论》部分指出：

    这是决不可能的。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

    恩格斯论述道：

    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恩格斯关于“暴力”的最振聋发聩的论述如下：

    ……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说得真好！

    五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孩子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太走样，我们曾被反复告知：经济是基础，物质是第一性的，按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划分阶级，等等。

    往后越来越“左”，越来越“革命”，“理论”上也越搞越邪乎，经济基础不提了，天天在所谓“上层建筑”中兜圈子，天天搞“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然而因为动机和方法都是错误的，导致“阶级斗争”越斗越乱，“生产关系”越理越乱，这些混乱在“文革”中达到“顶峰”。

    物质的第一性也不提了，“思想”成了第一性的，“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有了“思想”就有了一切，丢了“思想”就会失去一切。“思想”对物质有强大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强大”到二者可以颠倒过来！

    我的“理论知识”只限于少年时代从报刊上读的那点东西和中学时代从政治课本里学的那点东西。那些东西虽然简单和“肤浅”，却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随时可以从周围社会生活中得到验证的道理，不像后来中国特产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造成严重混乱，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

    照这么混乱下去，破坏下去，非亡党亡国不可！而亡党亡国的原因，并非什么阶级敌人作怪，而是因为这个政权已经“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了！

    “四人帮”的灭亡，以及后来苏联东欧的剧变，都可以而且都应该从恩格斯的话中找到根本原因。我们重复一遍：

    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我一直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我知道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中国科技水平的严重落后和这种落后的高速加剧。那样歧视和虐待知识分子，科技能不落后吗？

    科技落后，经济必定落后。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不错，有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首先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里，把理工学科与人文学科割裂开来是不对的，是一种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其次，所谓“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能办出什么大学，培养出什么人才呢？张铁生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脚。

    谈到这里，又回到“思想”上来了。杜林是极端崇尚“思想”，主张“思维的至上性”的，宣称“终极的真理”就装在他的“思想”里。

    一个世纪后，中国的“杜林们”重施旧技，再度极端崇尚“思想”；它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顶峰论”此伏彼起，延绵不绝。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划上句号。我原来是凭直觉和常识看这个问题的，直至狱中细读《反杜林论》，才从理论上找到正确答案。恩格斯在《永恒真理》一节中论述道：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恩格斯还说：

    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上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

    恩格斯是承认“思维的至上性”的，但是定义如下——

    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只是由于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

    “主审官”经常满口胡言乱语，但至少有一句话是说对了的：“《归来》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确实，《归来》看似一个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字里行间凸现着一系列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怎样评价周恩来，怎样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对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怎样看待爱情。

    前三个问题意义重大，有的自建国以来就存在（如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问题），有的也很早就存在，随着“文革”的深入变得越来越敏感（如周总理的评价问题）。

    爱情问题则是随着“文革”复杂化的。爱情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于是我触犯了“禁区”，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归来》不仅客观上是一部“政治小说”，就作者的主观意志而言也是一部“政治小说”。

    我读书很多，从大量知识中形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性和能力，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归来》就是我表达自己思想的一个机会，一种方式。从1963年的第一稿至1974年写最后一稿，中国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左”；而《归来》对这种形势的挑战乃至挑衅意味，也越来越强烈。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有意这么做的；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我通过《归来》表达的一切是正确的，而社会政治生活中许多愈演愈烈的东西则是错误的！因此，我一直顽强拒绝“改造”，拒绝改变自己的思想或曰“立场世界观”。

    ——上面，算是把我写作《归来》的“犯罪根源”，包括“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家庭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等等都说清楚了。

    说清楚之后就会发现，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我不过保持了“健康而清醒的状态”而已，而且不曾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我改变这一点，不曾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我接受某种思想！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