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20）

发布时间：2017-09-20 作者： 张扬

深挖我的“犯罪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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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犯罪根源”主要指“阶级根源”，往往也称“家庭根源”。

    所以，当“主审官”在最初几次审讯中问到“你写《归来》跟你的家庭和亲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时，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用湖南人的一句俗话讲，叫作“尾巴一翘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我坦然回答：“没有我的家庭和我那些亲人，就没有《归来》。”

    “主审官”脸绽笑容，非常满意。他精心设置了一个圈套，正准备引诱我往里钻呢，不料我竟傻子似的，主动钻了进去。

    我刚开始动笔写《浪花》（或是《香山叶正红》），就被母亲发现了。她翻看了一下开头的文字就问：“你怎么把舅舅的事写成小说了？”

    是“舅舅的事”吗？当然不是，文章开头就不是写他的事，后来更不是。作品中明明写的是“苏冠兰教授”，而我舅舅不叫苏冠兰。

    我是把舅舅的故事作为原始素材了吗？是的。但这样一来，即使《归来》是反动小说，要把我的舅舅和其他亲人办（“办案”的“办”）成“反革命”就不可能了。因为原始素材（或人物原型）与文学作品（或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两回事，这正如没有泥巴就没有泥塑，但泥巴绝对不等于泥塑一样。

    从作家本人经历及其家庭、家族和家史中取材进行小说创作，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很常见的事。从《红楼梦》到《家》《春》《秋》，从《简爱》到《青春之歌》，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红岩》，比比皆是。

    我写《浪花》时才十八、九岁，当时的年龄、功力、身份和社会条件都不允许我进行采访或“深入生活”，从自己家里取材是最便捷的途径。文艺作品与原始素材虽然是两回事，但又直接相关，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然而虽然直接相关，却又确实是两回事。

    今天大家都已知道《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原型是张中行，但张中行说自己没有“余永泽”那么“坏”。

    杨沫生前向张中行解释说这是写小说，不要计较；张中行也知道这是写小说，没有计较。不然，双方大动干戈，打一场官司，除了给无聊小报提供了许多“素材”外，对当事人双方会有什么好处呢？近十年内一些打赢了名誉权官司的人不仅没有赢得“名誉”，反而使原有的名誉大受损害，就是明证。

    又如海南有过一位同情共产党人、支持抗战的开明士绅，只因钱多一些，宅第阔气一些，于是激发了某些人的“灵感”，将他作为《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原型；他本人当时已死，后来的“四清”特别是“文革”中可害惨了他的子女。这位生活原型，从政治上说就跟《红色娘子军》中那个“南霸天”是截然相反的。

    然而《归来》案中的办案人员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

    他们的办法是：先将《归来》定性为“坏书”，再将书中的生活原型及向我提供了原始素材的人亦即我的舅舅、母亲和姨母定性为“坏人”，然后得出结论：在坏人支持下炮制了一本坏书，流毒全国，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然而还有一个大问题：书中的周总理怎么办?

    在他们看来，这个好办！刘少奇搞掉了，林彪也搞掉了，周恩来只是时间问题了。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一九七四年”内写道：

    一月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诬蔑。……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

    ……

    六月十四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其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十月十七日，“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 

    所有这些对周总理的攻击、谩骂，以及这样做的政治意图，在当时的中国连一般老百姓都看得很清楚，何况那些历来习惯于“政治挂帅”的预审人员呢？更何况此案是“四人帮”直接交办的。

    办好此案就会在打倒和“批倒批臭”周恩来的过程中勇拔头筹，这是多么难得的天赐良机！搞掉周恩来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公开算我和我的作品一条“狂热吹捧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周恩来”的罪名，而且是第一条罪名，也只是时间问题。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因此，目前不宜点周恩来的名；但是，可以先算《归来》及其作者和他几个亲人的账嘛！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一九七五年”内写道：

    三月一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理论。

    我对此事记忆犹新。

    看守所在湖南绸厂院内；绸厂的大喇叭每天广播多次，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都是发表当天就广播了，又臭又长，播了很久。

    林彪和他那个“反革命集团”是怎么飞黄腾达的？难道是他的所谓“社会基础”们拥戴上去的或“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不是倒打一耙栽赃诬陷吗！

    此外，“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九年，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已经全面得没法再全面了，自刘少奇以下大批老革命家和老共产党人都已沦为“资产阶级”并被专了政，不知还要怎么“全面”？我想，再“全面”就该把张春桥本人送进监狱了。

    我还真没想错！一年半之后，张春桥本人锒铛入狱。不知算不算“株连”，他在长沙工学院（即原“哈军工”，后来的国防科技大学）的弟弟也被审查，弟媳则被关进“鹿洞里”，成了我的“难友”——这些是后话，却是不久之后的后话。

    话说回来，我在听广播时和读报纸时都注意到了，按照姚文元的说法，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都可以算作林彪的“社会基础”；而张春桥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青少年犯罪背后往往都有“教唆犯”，在处理这一类犯罪时要注意深挖“后台”，等等。

    因为我从一开头就怀疑是张春桥或姚文元下令围剿《归来》、搜捕作者的，所以，现在看来他们简直就像是为我或受我启发而写下这两篇文章的，或者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针对我而发的！

    我1963年写《浪花》时才十八、九岁，到1975年被捕时也还不满三十一岁，都算是“青少年”吧。我知道办案人员从一开始就想在我的家庭和亲人身上做文章，找“根源”；现在好了，他们又有了最新的“理论武器”，该是如虎添翼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的舅舅、母亲、姨母都算作“教唆犯”，对他们不择手段进行迫害的。

    想到这里，我不禁心一紧。

    我坐牢，已经给在九年“文革”中饱受煎熬的亲人们增加了新的巨大的痛苦；特别是母亲，她会时时惦记我……不料，现在直接牵连了他们，使他们成了当事人，成了“犯罪分子”，而且是必须重点打击的“教唆犯”!

    前文仔细回顾了写作《归来》的前前后后。每个神志正常的人都能看出，没有我的几位亲人确实就不会有《归来》，但他们又确实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教唆犯”。

    然而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办案人员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朝那个方向“办”的，特别是在有了张春桥这篇又臭又长的东西之后……

    因为知道我的亲人中没有“教唆犯”，所以，入狱后最初几个月，我在审讯中和书面材料中都尽可能如实地讲清几位亲人与《归来》的关系。但我很快发现，越讲越讲不清，眼前这几个家伙根本不是想搞清情况，而是想把水搅浑，按照预定的框框制造冤狱。

    于是，我开始拒绝回答问题，不再提供任何情况。“主审官”恼羞成怒，面如猪肝，一拍桌子喊道：“老实告诉你，你和你舅舅、你母亲和你姨母，是一根绳上的四只麻雀，到时候一只也跑不了！”

    好一副豺狼口吻！这家伙终于“图穷匕见”了。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