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24）

发布时间：2017-09-29 作者： 张扬

“只有一个人没有陷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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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前文谈到：“我的案子株连的人太多了，千千万万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因此受迫害，被批斗，遭关押，受警告，挨处分，开除团籍党籍军籍公职，等等等等”——这种人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有数万；而因《归来》一案直接受害者则有数十人，其中受害最惨烈的是宋承禹先生。

    宋承禹的年龄似乎比我大十几岁。我并不很了解他，只听说他身世奇特，知识渊博，书法极好，棋艺很高。街上那些摆棋摊的人，没有不败在他手下的，乃至后来一见他来了便拱手告饶。

    然而，这个极聪慧的人，却命运乖蹇，身材矮壮，肌肤粗糙，举止笨拙，不擅言谈。1969年底至1970年初我逃亡时，意外结识了他。

    宋承禹自己的处境也很困窘，还尽力帮我解决吃的住的。在我看来，他是朱柏庐《治家格言》中所说“屈志老成，急则可相倚”的那种人。

    后来我才又听那位青年朋友说，宋承禹出身醴陵名门，家族中出了好些文武高官，仅国民党中将、总司令以上就有三位，其中宋希濂是他叔叔。

    他在长沙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干最累最脏的翻砂工；我在那家工厂有几个朋友，因此我早听说过宋承禹的名字。当时大家都活得很累，像宋承禹那样出身于“反动世家”，政治上从来抬不起头，如今还要每天上班下班奔波劳碌养家糊口，就更累。

    所以，他读了刚写成的《归来》后赞许了几句，没多说什么。我1970年被捕后，并没有“招供”出宋承禹，但他们仍查到了他；他年岁较大，却跟几位年轻人有来往，特别是其中又有我这么个“反革命”，于是成了典型的“黑后台”“教唆犯”。

    他又出身于那种家庭，没问题也会有问题的，何况现在还真查出了“问题”，于是被判刑。

    据“主审官”当面告诉我，“1970年春的‘一打三反’高潮中本来准备杀掉的”，但后来“高潮”过去了，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吧，没杀，判了徒刑，似乎是十五年徒刑。

    也就是说，到1975年我再度被捕后，无辜的宋承禹已经因受我株连而在劳改中煎熬了五年……

    我一直感到内疚，感到对不起宋承禹，他尽力帮助过我，我却害惨了他和他一家！

    但是我敢说，我从来没有“举报”他，没有讲他一个字的坏话。相反，细审1970至1972年的审讯笔录和我写的所有交代材料，可以看出我坚持对宋承禹抱着感激、怀念之情。因为，人得有良心……

    然而，现在，“主审官”忽然向我提起宋承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又要加害于他，把他弄成炮制《归来》的“黑后台”、“教唆犯”？对，肯定是这个意图！

    “主审官”向我提到了宋承禹，但并没有纠缠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有人又想残害无辜而已！他们企图将我舅舅、母亲和姨母和我作为“一根绳上的四只麻雀”一齐掐死，但竭尽全力之后，发现确实无法如愿。

    如果这些人有丝毫实事求是的气味，有一丁点人性的话，那么，他们也就该到此止步了！

    “教唆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为什么要硬性制造呢？然而这些家伙是不可理喻的。

    他们跑到劳改场所，对早已沦为劳改犯的宋承禹大施淫威，滥施酷刑，在《归来》上大做文章，逼迫他往我头上和他自己头上栽赃，没有达到目的。

    之后，他们交代劳改场，将宋塞进一口“混凝土棺材”似的刑具，那里面只能弯身屈肢仰卧。上有一小孔，供看守人员每天朝里面塞几个窝窝头和咸菜，以及少量饮水；下面也有一小孔，供受刑人排泄屎尿。

    宋承禹在这副刑具中躺了三个月，不能动弹，忍受着酷热和蚊虫叮咬，老鼠、蟑螂、蜈蚣、蜥蜴和蚂蚁也不停地爬进这又黑又臭又憋气的恐怖空间，啃啮受刑人的衣物和肌肤……

    办案人员隔三岔五从省里打电话来，问姓宋的是否有所松动？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

    三个月后，宋承禹的全身肌肤和衣物都开始溃烂，人也奄奄一息，不仅不能动弹，连声音都发不出了，却仍然拒绝照他们规定的口径招供。

    没办法了，只得“退而求其次”，要求他证明张扬曾在他面前大肆吹嘘《归来》，并扬言就是要用这样的“软刀子”和“糖衣炮弹”腐蚀青少年，对付共产党，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他们告诉宋，如果他这样做了，并不会增加张扬的罪过，因为张扬本人已经这样招供了，而他却可以立刻得到解脱……

    宋承禹断然拒绝。他明白无误地表示，宁愿死在那口“混凝土棺材”中，也决不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他从来没听见张扬那么讲过。至于张扬本人怎样招供，与他无干。

    1979年春，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宋希濂先生为宋承禹案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

    经复查，宋承禹问题纯系冤案，迅速予以平反。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丁维克亲笔给宋承禹写信，称他为“同志”，向他致歉。

    同年夏天，宋承禹到北京看望叔父宋希濂，也到北京结核病院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我。

    看着这位“屈志老成”，对别人、对青年充满善意和爱心的好人，看着这位为我、为《归来》吃尽苦头的忠厚长者，我百感交集！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他当时的话：“人到‘生不如死’之际，往往什么也顾不上了，什么话都会说，什么事都能做，但求速死嘛，活着比死了痛苦千百倍啊！我现在才知道了，许多冤案是怎么造出来的。”

    我知道，因为受我的株连，他经历了多少痛苦、多么漫长的“生不如死”的时日！

    我又想，有那种“混凝土棺材”，什么口供造不出来，什么冤案造不出来呢？但这次他们未能得逞，因为他们也许是第一次遇上了一个真正的人。

    遗憾的是，因为太忙，因为我长期住在北京，后来与宋承禹先生来往极少。大约在八十年代末期，他举家移居香港，从那以后就断了音讯；又听香港的朋友说，宋承禹一家后来移居美国洛杉矶，他本人病逝在那里……

    一位阅读过《归来》案全部案卷的大姐对我说：“你所有的朋友、熟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始终没有检举你、陷害你——他就是宋承禹！”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