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25）

发布时间：2017-10-02 作者： 张扬

你怎么知道张春桥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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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审讯频繁进行。每一次笔录首页上都不按规定写明审讯次数和预审员姓名，都待审讯结束后背着我补填；因此，我被关押期间一直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我感到，仅此一点，就能看得出这些家伙远不如黄镜明、周运才二位光明磊落；我又想，这也许反映了某种心态，怕枉杀无辜之后，冤魂索命吧！

    我认为是张春桥下令围剿《归来》、搜捕作者的。我又知道这个下命令的大人物会在其“批示”中笼统地否定《归来》和下令抓人，却不会具体分析作品并给作者定罪。后面这些事，就得我眼前这帮家伙来效“犬马之劳”了。

    然而这犬马之劳却不是那么好“效”的。《归来》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一条反动标语，对付它得有点文化，懂点文学，起码得有些识字水平。

    我多次写信给“主审官”，嘲笑他那满口错别字，说他只懂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说，办这种案子，真是太难为你们了！

    但他们知难而进，坚持往下办。除了四出骚扰，迫害无辜，搜罗伪证，制造“教唆犯”外，也在“上层建筑”做文章，对《归来》本身进行“分析批判”。

    好在自1963、1964年以来，胡乱批判优秀文艺作品的妖风邪气日渐猖獗，“文革”开始后更是对一切算得上文艺作品的文艺作品一律“处死”，“文革”后期又出现署名“梁效”“罗思鼎”“石一歌”之类的“写作班子”和他们的“大批判文章”，因此也许在办案人员看来，鹦鹉学舌似地跟在那些东西后面亦步亦趋也能学得个八九不离十。

    于是，他们居然“偃武修文”，在审讯室里对我进行“革命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预定要打倒的和实际被打倒的人实在太多，后来收不了场，便收缩战线，将必须坚决打倒的对象定为“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种，简称“叛特资”。

    “文革”一开场就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然而“文革”开场不久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无可奈何，才在前面加上“死不改悔的”几个字，再度“缩小打击面”。

    后来，“叛徒”专指刘少奇一类人，“特务”专指王光美一类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直到1976年4月才“落实”到邓小平头上。

    预审处长孟老头在一次审讯中宣布：“你在‘文革’前写《归来》，多少还情有可原；但在‘文革’中坚持一再写《归来》，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我望着他想：“你错了！我在‘文革’前写《归来》，倒是一件比较寻常的事；而在‘文革’中坚持一写再写，才真正表现了我的独立思考和非凡人格呢！”

    我们双方都明白，“文革”确实是个分水岭；《归来》的写作和传播，在“文革”前和“文革”开场后确实具有不同的意义。

    《归来》的全国性传抄，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倾向，一股潮流，代表了对“文革”的反叛、对抗和挑战！

    “文革”要打倒“叛特资”，《归来》就必然要美化和吹捧“叛特资”。

    那么，《归来》中的“叛特资”是哪些人呢？

    他们一口咬定，丁洁琼是“叛徒”，因为她投降美帝，效劳于美国政府，帮着发展帝国主义的科学事业，参加研制原子弹，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等等等等。

    照这些人的逻辑，“叛徒”的帽子也可以扣在从爱因斯坦到吴健雄的头上。但是跟他们没法说理，因为他们把我关在这里就不是为了说理的；此外，从爱因斯坦到吴健雄，他们一概没听说过，无从说起。

    我为什么要歌颂“叛徒”丁洁琼呢？他们说，因为刘少奇是叛徒，我歌颂丁洁琼就是为刘少奇摇幡招魂。

    我问，刘少奇的“叛徒”身份是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才确认的，那以前并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而在那以前我已经多次写作《归来》，并在《归来》中那么描写丁洁琼了——这怎么解释呢？难道我能提前几年知道刘少奇是“叛徒”，并塑造出另一个“叛徒”形象来影射歌颂他吗？

    他们一听，恼羞成怒，大声叱骂，后来又开批斗会以打击我的“反革命气焰”。

    他们矛头对准的是周总理。但周总理还未被公开打倒，所以他们讲究“策略”，在围剿《归来》过程中暂时不点周总理的名。

    他们不提前点名批判周总理，却强迫别人提前歌颂“叛徒”刘少奇！

    在一次审讯中我冷冷道：“你们别老是叛徒叛徒的了!现在的‘中央首长’中还有叛徒呢，何必苛求文艺作品中的一位女科学家呢。”

    “你说现在的中央首长中还有叛徒，是说谁？”他们大吃一惊。

    “张春桥！”我望着他们，一字一顿。书记员赶快刷刷刷地记录下来。

    他们面面相觑，愣了几秒钟；然后，又是预审处长：“你，你怎么知道张春桥是叛徒的？”

    我说，“文革”初期，我在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水泥电杆上见过一份油印传单，那上面说，发现了张春桥叛变的证据。

    ——这是真事。我确实见过那么一份传单。当时张春桥只是“中央文革”一个副组长，还没有爬上后来的高位。但“文革”中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自相矛盾的传单我见多了，为什么唯独记住了这份传单，并且公然在审讯中提出呢?

    因为我能看出张春桥是坏人！即使没有那份传单，我也知道张春桥是坏人。传单不过给我提供了一个口实。不仅我知道张春桥是坏人，稍有良知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不然，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会激起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由衷欢腾吗！

    可是我的对手们却显然不具备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的良知。孟昭珍一听，如丧考妣，捶胸顿足，摇头浩叹：

    “唉呀唉呀！我说张扬呀张扬呀，你说你怎么会不堕落为反革命反革命呀！唉呀唉呀，你看你看，春桥同志——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我们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诚战士张春桥同志，在你你你的心目中多年以来竟一直是是是个叛徒，你看你看，唉呀唉呀！”

    “怎么，张春桥不是叛徒吗？”我装出天真烂漫的样子。

    “唉呀唉呀，你看你看！”他竭力避开“叛徒”二字，仿佛这字眼是块烧红的烙铁，既会烫伤“春桥同志”也会烫伤他似的：

    “怎么可能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相继被揭露和打倒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怎么可能有有有……唉呀唉呀！”

    他口中啧喷啧了一番，又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你是在审讯室里自己主动说出来的，不是在外面传播扩散，所以，我们也不说你（这又）是反革命（行为），也不（因此）加你的罪；但是，你自己得由此猛省，由此得到启发，认真考虑一下自己是怎么堕落成反革命分子的了！”

    三十一年后的今天，不必再对这些话多加评价。我只指出一点，即他们仍然为此加了我的罪，仍然追究我“恶毒攻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行为”，后来都写在《起诉书》中了。

    如此崇拜“春桥同志”，如此维护“春桥同志”的“形象”，如此不择手段打击、扼杀人民怀疑“四人帮”的权利——真不知是谁有“罪”，或者说谁更糊涂，更觉悟低下！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