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29）

发布时间：2017-10-11 作者： 张扬

围剿的要害是反对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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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围攻会上有一名“总指挥”，即预审处长孟昭珍；还有一位“领唱”，他是中文系教师。我虽然近视，却看得他清清楚楚的，至今记得他的模样，他的口音和神态，特别是他的所作所为，他那诡谲怪异和居心险恶。

    此人年近半百，国字脸，戴近视镜，可能因吸烟很凶而肤色深黯；操一口带广东腔普通话，说起话来摇头晃脑，不紧不慢，好像连他也相信自己吐出来的是人话。

    他“深入浅出”——这个“深入”是“诱敌深入”，渐渐勒紧别人脖子上的绳套；不过，他却不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相反，他喜欢卖弄。

    《归来》中苏冠兰、叶玉菡在金陵药学院为反对细菌战而进行的科学实验是为了“故意暴露我国从事细菌武器研制”，是“故意暴露国防机密”“恶毒诽谤新中国”等罪名，就是由他在批斗会上首先提出的；接着，他又像蛇一样死死缠住我，强迫我承认是舅舅向我泄露此项绝密的……

    但这还不是要害。要害在后面——

    “你对古典文学是很有研究的，”他望着我，面带微笑。

    我对古典文学很有研究？乍一听，还挺受用的。

    “那么，你对唐诗宋词也就很有研究……”他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仍然满脸微笑，深不可测。

    我从中学课本上学过若干首唐诗宋词；此外，作为业余爱好，读过古人选编的《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孟浩然集》和近人选编的《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李杜诗选》和《王维诗选》等，在书店中买不起但翻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此外，也读过“文革”期间出版的唯一跟“古典文学”沾得上边然而荒唐太甚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确实不能说我对唐诗宋词一无所知，但绝对算不上对唐诗宋词很有研究啊！

    我打量着他那深不可测的微笑，倾听着他那不紧不慢阴阳怪气的语调，感到这可不像是个尾巴一翘就知道要拉什么屎的家伙……

    “所以，你对《楚辞》、《诗经》一定也很有研究了……”

    他摇头晃脑，拖长声调，两只深陷的眼珠透过镜片死死盯着我，像毒蛇盯住田鼠一样。

    “古典文学”是个极其辽阔深广的领域。楚辞诗经同唐诗宋词一样，都属古典文学范畴；对整个“古典文学”都很有研究的人，确实应该对楚辞诗经也很有研究。

    但是，第一，我对古典文学只是略知一二，根本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很有研究。这“很有研究”，纯粹是别有用心硬栽在我头上的！然而我只知道此人“别有用心”，却不知他到底是什么“用心”；第二，就算对古典文学确实很有研究的人，也不可能对古典文学的任何领域都“很有研究”。我对楚辞诗经所知甚少，中学所学加上自己选读的，总共不过屈指可数的十几篇，怎么就“很有研究”了？这家伙想干什么？

    他加快速度往下说：“那么，你一定读过《离骚》啦！”

    我并没有读过《离骚》。只是这部作品太著名了，我也知道其篇名和主题，看过若干片断而已。中国具有高中文化者和算得上“文学青年”的人，大概都具备这个能力，远不止是我……

    但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要治我的“反革命”，要置我于死地，何以却在他妈的什么古典文学什么唐诗宋词什么楚辞诗经什么离骚里兜圈子？

    没待我醒过神来，却听得他大声向我宣布：“所以，你一定读过《招魂》！”  

    “噢，你说的是‘魂兮归来’……”我终于恍悟。

    全场活跃起来。

    不懂古典文学甚至也没有多少文化的“主审官”连忙绽出满脸笑容冲我喊道：“心有灵犀一点通嘛！”

    我明白他的心态。他深知我的“狡猾”，唯恐我又“溜掉”，所以在“请君入瓮”之后，赶紧捂住盖子。

    那边厢，戴眼镜的“领唱”显然受到了鼓舞。他摇头晃脑，拖长声调，操着那口带广东腔普通话“跟踪追击”：

    “你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到了汨罗，你在那里不可能不想起屈原……”

    我为什么非要“想起屈原”不可呢？这不是“分析”，这叫强奸！我闭上眼睛，摇摇头。他摇头是得意，是“潇洒”，我摇头却是无奈，是绝望。

    少年时代乘火车跨越汨罗江大桥，列车播音员总要用低回、凝重的语调介绍两千多年前在这里怀沙自沉的那位伟大诗人，确实能引起有文化的旅客的“思古之幽情”。

    我想面前这家伙多半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验，所以他才能在今天将这一切化作钢刀，架在我脖子上。

    但他的推理并不等于客观实际。实际是汨罗县并不等于汨罗江，汨罗江也并不只流经汨罗县。

    汨罗县是六十年代前期从湘阴划出单独建制的，其县城原来只是湘阴县的一个小镇和京广线上一个小站，其县境内分布着广袤的丘陵和山区，并非除了汨罗江就一无所有了。

    我于1961年初、1965年夏和1969年底三次从长沙到过汨罗，其中1961年那次汨罗尚未从湘阴划出；三次都是去大荆公社看望徐鸣皋，三次都是在桃林寺站下车，然后步行四十华里去大荆。而桃林寺至汨罗还有两站（约二十余华里），根本看不到汨罗江的影子；而我足迹所至的大荆、智峰等公社，也全属山地丘陵地区，跟汨罗江不沾边。总之，我在那里完全不具备看到汨罗江乃至想起屈原必然性和可能性……

    但是由不得我分说了。

    “你想起屈原，不可能不联想到自己仓惶逃亡的处境——当然喽，你这反革命分子是不可能与屈原相提并论的！”

    妈的，将张扬与屈原“相提并论”的并不是我，而是他这混蛋呀!

    为什么不能“相提并论”呢？屈原也该打成“反革命分子”才对，甚至连为纪念他而产生的端午节也应当废除！

    因为屈原反对秦国攻打楚国，妨害“祖国统一”，在听说秦军攻破郢都后甚至不惜自杀以殉，堪称奴隶主阶级中不可救药的死硬派！尤其是秦王赢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已经被张春桥、姚文元和他们麾下的“梁效”“罗思鼎”们追认为“焚书坑儒”“镇压复辟派”的革命始祖了，屈原不是中国最早的“反革命分子”又是什么呢？

    但见那家伙收敛了原有的假笑，渐渐威武坚挺起来，硬着喉咙，喷出一串连珠炮：

    “而一旦触及自己仓惶逃亡的惨状，你就更会想起屈原!想起屈原，你就不可能不想起《楚辞》；想起《楚辞》，你就不可能不想起《招魂》；想起《招魂》，你就不可能不想起‘魂兮归来’；想起‘魂兮归来’，你就不可能不想起刘少奇！你恰在此时将书稿改名《归来》，就是为刘少奇摇幡招魂，就是召唤刘少奇‘魂兮归来’！因为只有刘少奇‘魂兮归来’了，反革命复辟了，才会有你这种人的前途和希望——当然喽，这一切只是你一厢情愿，痴心妄想而已！我们革命人民心明眼亮，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必将粉碎你的反革命复辟梦！我们正告你，警告你，悬崖勒马，洗心革面，放下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争取重新做人！不然，必将螳臂挡车，粉身碎骨，落得可悲亦复可惨的下场！”

    ——他轻车熟道，一串一串的，像演顺口溜。

    喏，他们就是这样“办案”和“破案”的。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或称反文化现象，就是将一些古今名句庸俗化、粗俗化、简陋化和实用化，用于搞“大字报”“大辩论”，用于写标语传单和“大批判”文章，用于攻击“政敌”，害人骂人，或用于煽动派性，自吹自擂。被用得最多的自然是毛泽东的诗句。如：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是用于自吹自擂或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的；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是用于贬损“阶级敌人”或派性斗争中的对手的；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般用在“公审大会”上。

    古诗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既以自吹自擂又以“打击敌人”的；

    又如“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则更是从鲁迅那里搬来的名句，前六个字尤其用得泛滥成灾，连完全不懂鲁迅的人也都听得“滚瓜烂熟”，其用途当然都是攻击“政敌”。

    “心有灵犀一点通”原是李商隐的诗句，一般认为是隐喻男女之爱，后来被广泛用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用在“文革”期间的“革命大批判”中，如此幽美的诗句却总是用于贬义，一般暗喻“坏人”或“阶级敌人”之间的气味相投和“相互勾结”。

    因为用得太多太滥，于是连“主审官”这种没文化的人也耳熟能详，在“帮助会”上居然一张嘴就吐了出来！

    同样，源于屈原《楚辞·招魂》的“招魂”或“摇幡招魂”句式，也是“文革”中用滥了的东西，而且当然一律用于贬义。凡此种种连老百姓都很熟悉，哪需“对古典文学很有研究”尤其是“对楚辞诗经很有研究”的人到屈原那里翻寻！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他们的文章中，除了“教唆犯”外，还提出“社会基础”这个概念。对此，办案人员心领神会，亦步亦趋，马上照办，并立刻落实在《归来》案中。

    在他们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林彪也不行了，我只能把“反革命复辟”的梦想寄托在周恩来身上了——因此，周恩来是我的“希望”所在，而我则是周恩来的“社会基础”。

    所以，我要利用小说《归来》进行“反党活动”，“狂热吹捧”周恩来。但他们暂时还不敢点周恩来的名，于是想出妙法，给周恩来找个“替身”；此人必须像周恩来一样竭力搞“修正主义”，又像周恩来一样位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列，还必须是已经被“打倒”因而可以点名的……

    当然，这个“替身”只能是刘少奇。

    因此，历稿《归来》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刘少奇，硬被指定为我“摇幡招魂”的对象，不仅落实在批斗会上，后来还写进了《起诉书》中。

    我在狱中寻思，这伙办案人员，才更像张春桥、姚文元之流 （1976年10月以后才知道他们叫作“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吧！

    后来，我在狱中写了大批痛斥他们的材料。其中一份的标题叫作《围剿〈归来〉的要害是反对周总理》——这个标题指明了问题的要害。另一份材料题为《谁“反党”？！》，明白无误地揭穿了他们领会并秉承“四人帮”旨意，将矛头对准周总理的阴暗内心。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