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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30)

发布时间:2017-10-13 作者: 张扬

 

我一宣布“投降”,批斗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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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上述关于《归来》篇名的“推理”和“破案”过程,在今天许多人听来,也许几近痴人说梦,荒唐太甚!然而它当年就是那么发生的,而且是日日夜夜成千上万地发生着。

 

    我曾经据理力争。我一再指出,“归来”是个极普通、极常见的字眼,而且古代现代通用,两三千年来没有变化。屈原固然在为楚怀王“招魂”时用过“归来”之句,以后的其他作者也常用,如著名的《木兰辞》中写花木兰从军归来: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

 

 

 

 

    初唐诗人宋之问流放南越,途经梅岭时在旅店墙上写下《题岭南驿》。其中有句云: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杜甫一首怀念李白的五律写道: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唐代韦应物一首寄全椒山中道士的诗写道: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宋代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陶渊明名作《归去来辞》,其“归去来”就是“归来”之意。

 

    我在所写的反驳书兼申诉书中仅就记忆所及便一连举了十几个例,说明“归来”这个字眼在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个常见口语。犯人们轮流传阅的《湖南日报》上面就隔三岔五登载着我国什么什么代表团访问某国“归来”或“载誉归来”的消息。

 

    显然,呼唤刘少奇“归来”的说法极其荒谬。

 

 

 

 

    我反问:“为什么非要刘少奇‘归来’救我不可呢?为什么换一个反革命头子都不行?刘少奇连他自己都救不了,能救我吗?就算我渴望某个反革命头子救我,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蒋介石呢?刘少奇又老又病,被囚禁在某处监狱里奄奄一息,而蒋介石年年叫嚷反攻大陆,他至少还有五十万军队和一块地盘——只有刘少奇能救我的最低限度的逻辑依据在哪里?”

 

    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法律上说,我确实提出了一个难题。但是,让他们怎么办呢?承认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承认他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对准的不是刘少奇而是周恩来?当然,这是万万不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办法是几十个人一哄而上,地动山摇,顿足挥拳,许多拳头伸到距我头顶鼻尖只有一两厘米远处,唾沫像雨点般喷得我满身满脸,口号声叫骂声震耳欲聋,搞得我大汗淋漓头昏眼花。

 

    孟老头和“主审官”在一旁指挥着这场丑剧兼闹剧,还呶呶不休地大呼“张扬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怎么“灭亡”我呢?他们威胁要不停地批斗下去,要让我“游斗全省”,让我“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最后一句其实就是“枪毙”或“活活打死”的代名词。

 

    这种围攻批斗的粗暴野蛮,从何奋强文章的结尾部分也能看出一点端倪:“毫不容情迅速出击,口诛笔伐,声势浩大,使张扬无隙插话……被闷棍击得头晕脑胀”。

 

    我终于宣布“投降”。

 

    不“投降”是不行的,他们将会无休止地“帮助”下去,甚至真到全省去“帮助”,直到由他们幕后操纵把我“帮助”成脑震荡或重度残废——那时他们会说是因为我的“花岗岩脑袋”激怒了“广大革命群众”所致,他们控制不了局面。

 

    从延安“抢救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亦即革命队伍内部的整人运动持续近四十年(这里且不说那以前革命队伍内部无数次大中小规模的残杀忠良),形成许多政治恶习,“看态度”和“打态度”即其中两种。

 

    挨整的人无论服气不服气,冤枉不冤枉,“态度”都得好,都要老实认错,感谢组织上,感谢同志们,万万不可辩驳反击——这叫“看态度”;

 

    整人的人则不管你犯没犯错误,有没有罪,首先要你“态度”好,给他面子,他心中舒坦,凡事就好说。如果你据理力争,反驳痛斥,不给他面子,那就糟了!哪怕道理全在你手里,你“态度”不好也不行,他们也要不停地“抢救”你,“帮助”你,折磨你,直到你软下来或死掉——这叫“打态度”。

 

    遇上这种情况,硬扛是扛不过去的。因为你是一个人,他们却是“集体”,是“组织”;你一无所有,连自由都没有,他们却有钱有权有一切,特别是有“国家机器”,而当时对国家机器的解释几乎完全没有组织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容,更没有保障人权的内容,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人权”这个词汇,一开口就是 “镇压之权”。

 

    我扛不过去,地位比我高百十倍的人也扛不过去,不是自杀或被整死就是“投降”,没有第三条路。

 

    当然,这投降不会是真的,就像伽利略不会真向宗教裁判所投降一样;这是“策略”,是“权术”,是“敌进我退”,是缓兵之计,是保存实力,是图谋“东山再起”,但唯独不会是真的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

 

    果然,我的“投降”使他们既惊讶,又高兴,批斗会场上顿时安静下来。

 

    我紧接着声明:“但不完全投降。”

 

    他们面面相觑。

 

    我道:“你们说的很有道理……”

 

    他们听了,显出兴奋的神情。

 

    我接着说:“只是,不符合我的思想实际。”

 

    他们听得出我又在“狡猾”;但是他们跟我一样累了,烦了。

 

    我宣布“投降”就给了他们面子,他们这就很满足了。不然,真的无休止地批斗下去吗?真的游斗全省吗?不是办不到,但是太累人啊,搞不好还可能出岔子,那就没法向北京的主子邀功讨赏了!

 

    从何奋强文章也能看出我的情绪:“吃惊”“眉头紧锁”“胸中忧愤无法宣泄”“缄默不语”“言不由衷”“厌倦”“头晕脑胀”……

 

    还能看出他们的情绪:“如释重负”“未辱使命”“凯旋而归”。

 

    请特别注意“如释重负”四字,这说明这批被精心挑选出来的“革命师生”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对此,我当时就有感觉――哪怕出自对他们的同情,出自起码的人道主义,我也应该“投降”。

 

    我虽然宣布“投降”了,想的却是回到监狱中继续跟他们周旋,对垒,斗争。

 

    审讯室内他们少则两三人,多则六、七人,比较容易对付。在具体问题上,我一个也不退让。这倒不是我“狡猾”,相反,是我实事求是。

 

    比方说我到了汨罗就想起屈原,想起楚辞,想起“招魂”,想起刘少奇,呼唤他“魂兮归来”,我就一直不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然而我有“政策”,他们却有“对策”。他们去汨罗搞了“调查”,其调查手段前文已有介绍。他们回来向我宣布:“你在汨罗是谈了屈原的!”

 

    天哪,我“在汨罗谈了屈原”都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吗?作为一个中国人,连谈屈原都不行吗?

 

    事实上,我三次去汨罗,却根本没谈、从来没谈过屈原。

 

    他们的汨罗之行却使我发现他们需要什么,就能“调查”到什么。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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