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31）

发布时间：2017-10-16 作者： 张扬

我给“主审官”的《抗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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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他们想搞凌迟，灭族――我“交代”到谁，他们便株连到谁，不择手段加以残害；除了我们家的“四只麻雀”外，还有宋承禹，还有汨罗的朋友，还有其他许多无辜者，都被网罗在内。

    同时，他们需要什么，便能“调查”到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能不被我觉察，并激起我的仇恨和反击。我与他们的矛盾日趋激化，终至水火不容。

    1977年3月7日，我给“主审官”写了一份《抗议书》，摘录于下，以对那一段的双方关系作个概括和总结。他们说我“吃了饭就骂人”，不给我纸张，因此我只得将看过的《湖南日报》边角裁下再细心粘贴成纸块，往上面写字，字也写得又细又密，且一次写成，根本没有修改余地；因此，现在看来，“文笔”不特别好。

    我3月2日和5日两个报告，你都已看到。3月2日交上的给你的第八至十五封信，你也看完了。你有什么感觉吗？有的——痛恨，冒火，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恨不能一口吞掉我……还有什么稍微高尚一点的情绪吗？没有了，半点也没有了。

    我所反复申述的大量事实和道理，你看见了半点么？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以上就是一切，也是你这个庸人所能产生的一切。你若能产生稍微高尚一寸、深刻一分的感应，老实说，你也就不是你了。

    那么，你对自己的错误，自己的杀人毒计，自己的狠毒手腕，自己的虚伪、两面派，自己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害，是否有了一点认识呢？哎呀，万万不行！这是万万不可认识的，一旦认了，天会崩，地会陷。一定要用呢子制服包住自己那丑恶的灵魂，包得严严实实。

    对你的无理报复，我在此提出抗议。

    是不是我一抗议，你就改弦易辙了呢？不，你是决不会悔悟的。你是个死心踏地、病入膏肓的资产阶级分子，要你悔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你有“面子”，你那块“面子”，比别人的身家性命还要紧！

    那么，为什么我还要提抗议呢？为了礼节周到，留有余地。你是下了决心的，我更是早就下了决心。我死之后，留下一个唯一的希望给你，你应当从庸人的框框中钻出来，好好看书学习，增点学识才干。

    不要把吃下去的营养尽往下巴、屁股和肚皮中积蓄，要多花一些到开动机器、磨炼脑力方面去。时代在飞跃前进，人们的觉悟、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你那点才学是太不像话了！

    近来一想起你，有两个方面特别令我愤恨。

    一个是不听劝阻。从我们最初接触起，我就以口头、书面形式反复地、耐心地、不断地、苦口婆心地、严厉地警告、规劝、提醒、阻止你，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资反路线！我真不知你吃了什么迷魂药，硬要不顾一切地胡搞。

    你为什么那么不听劝阻，那么狂妄，那么不可遏制？……你一心想的一手干的便是用你的吸血鬼本能代替无产阶级政策，用你那一套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阴谋诡计代替党纪国法。

    你表面上挺胸突肚，满口仁义道德，俨然是个正人君子，庞然大物，实际上虚伪透顶、腐败无能，极端浅薄无聊。给你尝点甜头，你记在自己功劳簿上，喜得红光满面。若是抵制了你一下，你就勃然大怒，脸如猪肝。

    别人什么都得顺着你，你才“高兴”。别人应当为你的“高兴”而活着，又应当为你的“高兴”而死去。为了你的“高兴”可以而且应当让无数人痛苦、受害、死亡——这就是你的极端残忍反动、糜烂腐朽的人生哲学！

    再见。

    上述1977年3月7日给“主审官”的《抗议书》，只是我在狱中发出的无数类似材料之一，而且是“后期”的。我与他之间矛盾的激化和公开化，其实早就开始了。

    1975年10月，我给省公安局党委写了一封信，揭发了我的对手在办案过程中暴露的大量违法乱纪行为，要求予以惩办；我说，然后才谈得上重新开始“审查”我的“问题”。

    不久前“主审官”还大声说：“老实告诉你！你的问题呀，一个也还没搞清，一个也还没落实！”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我不必“紧张”，我在人世上还有相当长一段日子可活。不过做贼必定心虚。

    自我1975年10月交上一封信后，他们忽然销声匿迹了，在长达十一个月中审讯竟完全停止，好像我那许多“问题”他们一个也不想“搞清”，一个也不必“落实”了。

    审讯停止了十一个月。这十一个月中发生了些什么事呢？在中国办什么事都得看“形势”，同一件事在不同“形势”下处置方式也不同，有时可以很不相同，有时甚至可以截然相反。那么，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9月这十一个月中，形势怎样呢？

    我在“鹿洞里”的四年中，因为“不服管教”，“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所以给予惩罚，有三年半时间，我享受“单监”待遇，连个说说话的人都没有。

    “单监”虽然是对“不老实”的犯人的一种惩罚，但给看守人员也造成了麻烦。

    何键修的监狱还比较人道，开饭时得一个个牢房开门，让犯人自己出来端饭、打水等等；对“单监”的犯人也得如此，“放风”时也是这样。不过，在少数情况下，看守人员为了省事，或为了指派其他犯人监视我，也把我跟别人关在一起。

    1975年冬至1976年春就是这样，与我同监的犯人叫杨介夫，原籍湘潭，是衡阳的干部，比我大十来岁。他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干过共青团，后又干企业，精通“政治经济学”，对种种弊端看得很透；加之为人正直刚烈，这就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根，因为这个社会容不得正直敢言的人。

    他大骂江青是“臭婊子”，大骂“文革”是倒行逆施，极力赞扬周恩来和朱德，扬言中国非来一番巨变不可，否则会亡国亡党，于是成了“反革命”。

    因为他的“小道消息”来自北京某些高层人物，查起来麻烦，衡阳市办不了，于是“优待”，送到省里。在我到“鹿洞里”之前，他已经在这里被关了两三年。

    过了一段，又关进一个老头，名叫岳忠，那一年五十五岁，河北兴隆人，是个老党员，南下干部。他是因流氓罪被捕的，做的那些事在流氓犯中也是最不体面的，这里不提也罢。

    捕前他是省商业局储运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副经理，副处级——那时的“副处级”不像现在满街都是，还比较稀罕。

    杨介夫后来以“反革命罪”被判四年徒刑，就在“鹿洞里”那家印刷厂服刑，不久便刑满获释，再往后当然平反了。

    岳忠因系“老革命”，从轻发落，判刑五年。刑满后显然是释放回家了。但1983年我在浏阳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住着写书，上街散步，看到法院布告，他又因同样的罪行被判刑十二年，显然很难活着走出劳改场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跟死刑或死缓也差不多吧。我当时想，这家伙怎么老犯那种罪，是不是“基因”有问题？

    岳忠的“基因”有问题，但“立场世界观”却没有问题，至少比那些办案人员高明。他有一次一面踱步一面对我和杨介夫悲叹：“你们的问题，再过十年也许就平反了；我的问题呀，再过十年也平反不了！”

    我瞅着他心想，你那些“问题”呀，再过一万年也平反不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看守所外面是湖南绸厂。厂区到处装着大喇叭。除了广播各类通知和宣传稿外，每天多次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特别是清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午间的新闻和晚间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因此，我们虽在牢房中，却及时获知了噩耗。

    我心情沉重，默然无语，泪流满面。

    杨介夫生性火爆刚烈，从不流泪，这次也没流泪。但他显然很难过，坐在木板统铺上，面容悲戚，久久垂首。

    岳忠在水泥地上踱来踱去，低着头抽抽嗒嗒，不停地抹泪。前文说了，他虽然犯了那种罪，但比我那帮办案人员高明，政治上并不坏。

    这就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然而，从广播和报纸上可以知道，周总理的丧事办得极其简单，规格极低。总理逝世后，新闻工具上选发了一些外国的唁电，报纸上发表了周恩来一些照片，但篇幅不大；还发了“治丧委员会”名单，都是无聊的“官样文章”。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四年前，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逝世，10日开追悼会，毛泽东是亲自参加了的，而这次……  

    当然，可以解释为四年过去了，领袖们更老了，更病了，走不动了……但是，如果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呢？

    什么“事情”？从1974年1月开始，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梁效”“罗思鼎”“洪广思”“池恒”“石一歌”“丁学雷”等流氓打手纷纷登场，大量发表狗屁文章，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当代大儒。

    1975年8月掀起来的“评《水浒》”，又是这伙人搞的，矛头除对准周恩来外，还“兼顾”了1973年3月才复出工作的邓小平。1975年11月以后开场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公开打击邓小平的。

    凡此种种，中国人都看得出，外国人也都看得出。在人们看来，在周总理病重的几个月里加紧批邓，实际上是蓄意促使周总理病情恶化，催他早死！

    我们牢房中的三个人，都毫不怀疑“批邓”就是这个用心，并且确实达到了这个罪恶目的！我们都很悲愤。而让邓小平致悼词（我们当时甚至怀疑他是否还有人身自由），显然是重施旧技，将他与“周公”一锅煮……

    “文革”一开场，就唯恐冷冷清清似的，号召大家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现在，“文革”尚未见“底”，中国人却都很精通“国家大事”了，都成了“政治家”。

    所有这些政治权术，政治把戏，政治花样，不论缠裹上怎样花里胡哨的层层伪装，人们仍然都很知底；而且，人们已经不耐烦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得搞经济建设，总得发展科学文化，不能无休止地“窝里斗”，不能总是残害忠良，不能老是一肚子坏水，老靠阴谋诡计撑着啊！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一九七六年”内载：

    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月三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

 

    牢房中，岳忠发表评论：“好了，今后山西湖南两个省可以抱粗腿了！”

    我却嘀咕另一码事。华国锋当过毛泽东故乡的湘潭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后来到省里工作，“文革”后期又到中央工作，担任政治局委员，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但一直兼着湖南这块“风水宝地”的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我的案子跟他有没有关系呢？如果他插了手，那么随着他的地位更加上升，我的问题将会变得更加麻烦……

    三个犯人还一起议论：好了，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了，国号和国体还没有改变，国家宪法还没有废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也还没有解散，但国务院总理职务已经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确定”了！

    我们还看出，这一做法在实际上宣告了邓小平又一次被撤职，被打倒。点名批判只是时间问题了。此外，我们还认为，这样对待邓小平，等于对周恩来“鞭尸”！难怪周总理遗嘱将骨灰撒往祖国的江河大地，这样真可以彻底免除了乱臣贼子篡党夺权之后糟践其遗骨的可能性……

    话说回来，1月15日追悼大会后，广播中报纸上都不再提到周总理，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人似的。相反，起劲报道的是含沙射影的“批邓”，还有关于清华大学的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革”十年，也“辩论”了十年，他妈的还没“辩”够吗？这么一个大国能靠“辩论”维持其存在吗？指挥刀控制下的“辩论”，还没开始就已经确定了结论的“辩论”，能辩出个什么东西呢？那些张铁生式的“工农兵学员”，读书不行，搞“大辩论”可行，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感到伤心，绝望。看来“文革”真没白搞，中国人的良心确实都被搞没了！周恩来，多么好的人，多么好的总理，多么难得的一代伟人啊，然而死了就死了，没人再提起他，再谈到他，都忘掉了他……

    岳忠被叫了出去。回到牢房，他说，出面的不是管他案子的人，也不是问他的案子。我问了问那家伙的形貌，果然，就是我那位“主审官”。他东拉西扯了几句，然后问：

    “那姓张的，对周恩来的死，反应怎样，说了些什么？”

    岳忠告诉我，他“没有出卖良心”；还说，那家伙要他监视“姓张的”，随时汇报。“你不过是个刑事犯嘛！你参加革命多年，受党教育几十年嘛！虽然到了这里，前途还是有的嘛！要将功折罪，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嘛！”那家伙还告诉他，准备将三个犯人编成一个“学习小组”，封他当“组长”，云云。

    我和杨介夫连忙恭喜他。

    岳忠摇摇头：“我当过的官，哪个也比这大！”

    不过，恐怕还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岳忠没能坚持多久，便干起了叛卖的勾当，并且当然是对我下手。他当过领导，懂政治，因此知道他们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我，也知道我那书稿“流毒全国”是多么严重的罪恶。既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么，他不妨也来踹几脚。他们说了，他“不过是个刑事犯嘛”，只差没称他“同志”了！

    严密注视“姓张的”对周恩来的死“反应怎样”，说明办案人员对北京主子的心思揣摩得很透，什么为刘少奇招魂云云，不过是虚晃一枪——要说办案人员跟他们的北京主子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才恰如其分。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