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 一字之差 “差”在哪儿

发布时间：2019-05-07 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认为，以法治国、法为治具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历代法制发展的状况。但是，封建时代的法治正像魏征所比喻的那样，不过是君主手中的工具，它的功用和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君主个人状况的影响——遇有明君，法律可以发挥治世之具的作用；遇到昏君，法律很可能被任意践踏，甚至成为废纸。

    唐朝著名“谏臣”魏征曾将国家、皇帝、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在《法史钩沉话智库》一书中说，“法为治国之具”的主张，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法家奉行“以法治国”，主张“国不可一日无法”，即使在独尊儒术以后，其法治的精神也渗透到儒术之中。尤其是法家的君主独裁的主张，奠定了秦以后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

    张晋藩教授说，不论是统一中国的汉族皇帝，还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领袖，为了确立稳定的国家统治，都积极进行立法建制。

    历代皇帝都亲掌国家立法。如北魏孝文帝鉴于“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不仅多次修律，而且亲自执笔定拟。史载：“孝文用夏变俗，其于律令，至躬自下笔，凡有疑义，亲临决之，后世称焉。”

    隋朝建立以后，文帝总结北周亡国之戒，将法制改革提上了紧迫的议事日程，命裴政、苏威、高颎、郑译、杨素、常明、韩溶、李谔、柳雄亮等一批达官名儒，以“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中）”为指导原则制定新律。隋初立法，不拘泥于一国一族的偏见，取精用宏，兼收并蓄，从而造就了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皇律》。隋文帝不仅重视立法，还重视司法建设，援法断罪，使汉以来的引经决狱之风受到顿挫。

    唐朝开国的几代皇帝都重视立法建设。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强调依法治国，“人有所犯，一断于法”；凡“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唐高宗时期制定的《永徽律》，是唐朝立法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华法系的集中体现。唐朝的司法制度不仅规定了援法断罪的条文和司法官应负的责任，而且建立了三司推事的会审制度和死刑复核的复审制度。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既重公权也比较重私权、讲求法制的时代。宋太祖曾说：“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太宗也反复告诚臣下：“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宋仁宗更将法治作为图治之要，说：“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

    宋朝的土大夫也以明法读律为尚苏轼在给其弟子由的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陈亮曾就汉、唐、宋三朝法制进行比较，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

    宋朝不仅制定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还丰富了民事与财政金融立法，强化了中央集权的行政立法，改革了司法制度。《折狱龟鉴》和《業阴比事》之类的律学著作，反映了宋人是重视总结司法经验的。特别是宋慈编著的《洗冤集录》单书，对中国古代法医学进行了全面总结，是中国最早的、也是享誉世界的法医学著作。

    明太祖朱元璋不仅手订《御制大诰》，而且亲自参与《大明律》的修撰。《明史・刑法志》记载：“（洪武）六年（1373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其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大明律》是继《唐律疏议》之后对相邻国家朝鲜和日本最有影响的一部法典，是中华法系达到巅峰的重要标志。明朝实行的会审制度，是唐朝复审制度的新发展，并开启了清朝秋审制度的历史序幕。

    张晋藩教授认为，以法治国、法为治具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历代法制发展的状况。但是，封建时代的法治正像魏征所比喻的那样，不过是君主手中的工具，它的功用和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君主个人状况的影响——遇有明君，法律可以发挥治世之具的作用；遇到昏君，法律很可能被任意践踏，甚至成为废纸。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为天下“莫予毒也”，任意破坏法制，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遭受肉刑惩罚的比比皆是，使得天下人皆苦于秦法，不仅二世而亡，而且结束了法家数百年的政治统治地位。

    隋文帝曾经是重视法律的皇帝，即位以后制定的《开皇律》是一部善法，在法制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晚年志得意满，不惜以意毁法。

    例如，他在六月天处死一个罪犯，百官劝谏说汉以来一直实行秋冬行刑，不宜在六月天执行死刑。但文帝坚持说六月天雷霆震怒可以击毙人命，自己也可以六月天杀人。由于人君不奉法尊法，反而毁法犯法，法律就丧失了治世之具的作用。到了隋末，已经是“宪章遐弃”，“官人不以违法为意”，隋朝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张晋藩说，中国古代的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它有着治世的一面，但又受制于君主的品格状态，因而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如果说以法治国是法律工具主义，那么，依法治国就是法律权威主义，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平等地接受法律的约束。为了建设法治中国，需要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地树立起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

原文标题：张晋藩：“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 一字之差 “差”在哪儿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