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锋：“耻辱的自杀者”，禁止自杀的罪与罚

发布时间：2012-10-07 作者：

    根据司法规则，没收自杀者的财物必须经过调查询问的程序，只有认定自杀者为“felo-de-se”(意为“耻辱的自杀者”)之后，才能没收其动产……



    立法网实习记者 小蚕

    黄永锋在《暨南学报》撰文指出，在欧洲，尤其是英国，有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权力的触角甚至还延伸到了自杀者的尸体和财产，以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或利用。

英国禁止自杀的规范始于中世纪

    黄永锋认为，英国法中出现禁止自杀的规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普通法。但直到封建制度瓦解后，普通法才代替了教会法和其他宗教规范，对自杀进行惩罚。

    由于最早反对自杀的法律是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很难明确这类法律的起源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4世纪，自杀才被认为是重罪 。14世纪中期以后，自杀在普通法中，已被普遍当作谋杀罪，认定该罪的两个前提是行为人已成年和神智正常，这同时也是认定自杀未遂罪(被视为轻罪)的部分要件。

“耻辱的自杀者”

    除了所涉及的法律要件外，自杀罪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felo-de-se”，意思是“耻辱的自杀者”。

    从词源学上来看，“felo”指的是仆从破坏其与主人之间信任关系的一类犯罪；“felon”则是指实施前述犯罪的行为人，在以家臣制度(vassalage)束缚仆从的时代，这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汇；“felony”，是对“最恶劣且无法弥补的犯罪”的称呼，一般认为其派生于拉丁文“fell”(“恶毒”的意思)。

    由于在时间上，惩罚自杀的各种刑罚，要早于禁止自杀的法律出现，因此，英国普通法在界定“felonies”这类犯罪时，更多的是从法律后果方面着手(例如会导致财产丧失)，而较少涉及其实体内容 。

惩罚自杀的方式：尸体罚、财产罚

    黄文认为，从13世纪到18世纪期间，惩罚自杀主要有两类刑罚。一类涉及对自杀者尸体的惩罚，另一类涉及对自杀者财产的惩罚。

    在第一类刑罚中，根据教会法，那些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人被认为是“不名誉”的，不得举行基督教葬礼 。这些规则后来为英国的普通法和成文法所采纳，效力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

    对于自杀者的尸体，英国的传统作法是在夜间将其放置于十字路口并用木棍穿刺而过。此外，还用石头压住死者的脸面，以此表征自杀者的“耻辱”。据考证，这种对尸体的惩罚源自非洲部落和澳大利亚原著民的原始宗教仪式 。公开亵渎尸体的实践，意在给公众强化这样一种印象——自杀行为具有异教性，并以此威慑其他有自杀倾向的人。此外，这种实践还反映了一种鬼神信仰，即要用针将自杀者的鬼魂扎住，使其无法从坟墓中逃脱，这非常重要。

    第二类刑罚是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大约在1221年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脱胎于一系列神智正常的人实施的自杀案件。

    13世纪，一位著名的法学者布莱克顿(Bracton)区分了针对不同自杀者而应当实施的没收财产的刑罚，认为：一个人若是为了逃避被判罚极刑而自杀，就应当剥夺其财物和土地；若是普通的自杀，则只须没收其财物 。但布莱克顿并没有明确被没收的财产应当归属于谁。

    另一位同时期的法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则认为，“自杀者的动产应当与重罪犯人的动产等同对待” 。不过，他没有提及土地。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尽管自杀者的财物常常要被没收，但没有证据显示自杀者的土地，也要被没收。

    根据司法规则，没收自杀者的财物必须经过调查询问的程序，只有认定自杀者为“felo-de-se”(意为“耻辱的自杀者”)之后，才能没收其动产。由此，如果调查官员宽恕自杀者，认定其自杀是出于神智错乱或者其他可减轻罪过的情节，不构成“felo-de-se”，那么就可以避免自杀者的财物被没收。

自杀者财产的归属：领主、国家财政收入

    在惩罚自杀的普通法出现之前，被认定为“felo-de-se”的自杀者的财产归属于其领主(Lord)。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自杀者的财产则开始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 。

    为了达到把自杀者的财产从其领主那里转移到国库的目的，国家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杀定为重罪。因为根据英国的法律传统，重罪犯人的财产是要收归国王的。

    与普通法上的其他犯罪一样，将自杀定为犯罪要经历一系列缓慢、零碎的司法程序，要建立在法院判决、传统和惯例的基础之上，而非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规定。1565年，哈里斯诉贝蒂特案也许是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案件。

    本案中，针对有争议的没收自杀者财产这一问题，布朗大法官(Mr。 Justice Brown)认为：“自杀是违反大自然的罪犯，是最为恐怖的事情。其不但因为违反戒律而背叛了上帝，而且因为导致国王丧失臣民而背叛了国王。”

    这种观点的最后一部分尤为重要，因为其暗示了一种还没有发展成熟的国家理论。即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国王是首领，而民众是臣属。在政治国家开始从封建秩序的灰烬中建立起来的时期，这种对国家的关注俨然成为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要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将自杀确定为犯罪还有助于现代政治国家的确立。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自杀者被视为重罪犯人，因而其财产要被没收并上缴国库，这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力量；另一方面，确立一个新的罪名，能够使在具体层面上的司法权力和在总体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都扩展了各自相应的干预范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黃文认为，惩罚自杀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要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是因为一种基于土地所有和领主-仆从关系的制度，已经被另一种基于商业和商人-政治国家的制度所取代。

    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使得针对自杀的刑罚也发生变化：在封建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归领主，目的在于补偿领主因丧失在封地内劳作的仆从而发生的损失，同时从经济后果上也对潜在的自杀者构成威慑，警告其不得自杀，否则就会拖累家人。

    在重商主义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一方面也会对潜在自杀者产生威慑力，另一方面还从源头上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毕竟在以“自由”和“平等”标榜的重商主义制度中，财富的基本形式表征为财物(goods)，而非对人身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