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科：人大询问应避免走入三个误区

发布时间：2019-07-15 作者：张天科

    近年来，询问作为法律赋予人大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在各级人大日常工作中运用的比较广泛。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注意避免走入三个误区。

    近年来，询问作为法律赋予人大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在各级人大日常工作中运用的比较广泛。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注意避免走入三个误区。

    一、避免走入“询问必须专题，专题才能询问”的误区

    这里首先应明白，询问有法律依据，是法律赋予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法定权力。地方组织法、代表法、监督法等法律中，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询问权，均有明确规定。而专题询问则是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围绕一个专题专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的专项询问，是对法律规定的询问方式的补充、完善和深化。由此可见，人大询问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专题询问则是对法律规定的询问方式的扩展和延伸。二者不能等同，更不能以专题询问代替或取代日常工作中的随机询问。

    其次应明确“询问”未必“专题”，“专题”未必“询问”。代表法第二章第十三条和监督法第六章第三十四条均明确规定：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这里不难理解，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询问，是指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中，不清楚、不了解、不满意的方面，提问并要求说明、解释的一种活动，随时都可以使用，而且不拘形式；而专题询问则是选择专题、针对单项的听审报告专门设计组织的集中询问，询问方、应询方都容易接受，相对于一般询问，主题突出、问题集中、主体明确，互动性好、针对性强，效果更好；可这种方式并不是要求在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大多在听审报告之后另行安排进行，与现行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全吻合。因此，专题询问的方式虽好，但不宜成为行使询问权的唯一方式。

    二、避免走入“询问就是只能按拟定好的问题进行提问，不能临场发挥”的误区

    依法有关法律规定，询问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在听取和审议有关议案和报告时，围绕各项议题，现场提出询问一种常态化的监督方式。根据情况需要问什么就询问什么，需要问多少就询问多少，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可当下，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对“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开展询问的过程中，一般都是问询方事先准备好提问问题，提前和被问方进行沟通协商好，再上会进行提问。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只能按先前拟定和安排好的问题进行询问，不能现场发挥临机提问，更不能脱离询问主题在题外提问。事实上，这种提问模式双方都已策划准备好，且已经过“精心导演”，胸有成竹，结果只能使问询双方陷入“你来我往、照本宣科”的误区，使询问成了“对台词”式的作秀，失去本来意义。

    三、避免走入“询问就是随便问问、一问了之”的误区

    从法理上讲，无论是在审议专题报告和议案时现场提问，还是组织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开展的专题询问，都是针对问题进行询问的，询问的目的是为了分析问题，进而督促解决问题。可时下，一些地方人大在依法履行询问权时，不是把工作着力点和切入点放在提出问题和督促解决问题上，而是把询问当作装点门面的摆设，图形式、走过场。询问决不是随便问问、问问而巳，也不能止步于问，必须立足解决问题进行提问。走了过场的询问不如不问，不解决问题的询问问了也是白问。询问既要形式、有程序、有内容，更要有目的、有质量、有效果。要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法律执行中的难点进行询问，对有关不清楚和不了解、不满意的方面，要求有关国家机关作出解释和说明；现场询问应该是需要问啥就问啥，有多少问题就问多少，不应设预案，对回答不满意的，应步步追问，应允许提问人在题外临机提问，以及和其他委员在认为有关部门回答得不清楚、不完整时进行追问、补问，应询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之间也可以相互补充回答，有利于说清、说透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询问不能止于问。对专题询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意见建议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及时汇总之后转交“一府一委两院”及相关问询机构认真研究提出改进措施，并在六个月内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研究处理的书面报告。人大常委会将审议这个报告并向人大代表通报，向社会公布。此举将确保询问能够问出实效、问出成果，从而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把专题询问的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实效。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人大常委会）
 

原文标题：张天科：人大询问应避免走入三个误区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张天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