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与“自治”双输：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保甲干部的流氓化

发布时间：2019-12-20 作者：

    保甲干部的流氓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今日之保甲干部即昔日之流氓，一是指非采取流氓手段不能胜任保甲干部一职。保甲干部无论是为官府执行公事，还是为个人谋取私利，都需要采用法外手段，流氓手段。流氓生于流氓行为，由此，保甲干部的流氓化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

    近代中国政治话语中，“保甲”与“自治”如影随形，极受各时期统治者的青睐。

    周联合在《自治与官治：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法研究》中说：“至于保甲制度的实施效果，虽然历代统治者对保甲组织寄以重任，但在推行过程中，它往往走样变形，不但不能达到统治者企图的效果，反而滋生很多弊端，从而危害其政权基础。闻钩天认为保甲制在清代十分成功，瞿同祖指出他的结论主要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不是对其实际应用的讨论。”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保甲制，同样流弊丛生。“对民众来说，保甲的推行往往成为土劣残民以逞的工具；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其强化对社会管制的作用却又往往流于形式。”（周联合语）

    “所谓地方事业，不操之于官，即操之于绅，等而又下之，又操之于棍痞。”（闻钩天《中国保甲制度》）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载：“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

    武乾认为，民国时期“保甲”与官方推行的“自治”的“双输”，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南京国民政府鼓吹的保甲制度融入地方自治的实质是以集权化的手段推行地方自治，结果是抑制了民主，使地方自治成为不可能。

    易江波博士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汉口保甲的基本特点，是保甲干部的流氓化。

    官府乐意以保甲长为施政的工具，保甲长乐意借经营公共事务或经办官府公差之机提升社会地位，或者以积少成多、零敲碎打的方式“捞油水”，谋取利益，这是保甲运作的基本模式。否则，保长为无给职而一些人趋之若鹜的现象难以合理解释。

    古代中国每每以胥吏衙役为法制不彰、治理失策的替罪羊，这一现象延续至近代。

    汉口市民检举、控告保长的呈文，有一个通用的模板，即“近有某区某保保长某某，系地痞流氓，以金钱活动当选，自当选后，滥用职权，借公报私，浮收地面等情，人民敢怒而不敢言，莫不切齿怨恨，如此万恶保长，人民哪里过活？……众街邻同叩”。

    具体的呈文，如以下一份：

    “查水清区十八保保长朱铭勋藉势敛财，非法扰民，特开社会恶化风气，毁损地方政治，楷模人民为之切齿，政府亦所不容。

    窃朱铭勋在未充保长以前，实乃地方一无业流痞出身，以拉人力车为行业。敌寇占据武汉之时，几度充伪警探，在三十五年秋结伙一班下流群众，作为攫取保长进身之阶，沟通层峰，上下其手，而被选为保长。一至粉墨登场，大摆其官场作风，每至壮丁劳役勘乱等政令一下，捞钱机会即到，擅作成福，大显身手，收款公私一半，制尽平民血汗。

    近于八月二十六日异想天开，以其素占有之孀妇女儿之女借周岁为名，请帖四处飞扬，所辖之甲经民每户一份，嘱各甲长分途勒索硬币为礼，不得马虎，否则即藉政令使民不安。值此戡乱建国全面清剿共匪之时，民众负担当以正常之费为原则，而彼竟藉此小儿周岁之名榨取民财，实有败坏社会、不良之恶劣风气。

    三十六年间，政府早有明令禁止。况行宪伊始，此种行为实有违反民主国家政府政令滥用威权压榨民众，确有捣乱戡乱期间之治安。似此愧为人民表率之保长，若不予以严加制裁，则将来汉口全市之保长人数之众概皆有效尤作风之一日。如此民不堪命，视法令置之于度外，兹特检同柬帖证物沥陈被迫实情，除分电外谨电请鉴核、赐予制止撤职严办，而苏民困以正社会风气，确保地方政治严明，不胜感祷之至。

    汉口市永清区第十八保民众代表刘恒福、王春山、陈清山未感同叩。”

    易江波博士认为，保甲干部的流氓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今日之保甲干部即昔日之流氓，一是指非采取流氓手段不能胜任保甲干部一职。保甲干部无论是为官府执行公事，还是为个人谋取私利，都需要采用法外手段，流氓手段。流氓生于流氓行为，由此，保甲干部的流氓化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

    当然，保甲干部这一群体中，也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原文标题：“保甲”与“自治”双输：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保甲干部的流氓化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