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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慧聚:被精神病现象被终结刍议

发布时间:2012-11-01 作者:


    一部善法,理应具备起码的人道精神与权利理念。精神卫生法将自愿原则纳入其中,其实,就可以看做是一场对个体权利的重新审视与回归。只有让医学的归医学,权利的归权利,司法的归司法,才能让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在社会公共医疗体系与家庭的合力扶助之下,得到充分尊重与善治;而普通公民,也才可能在这种权利回归中,免于“被精神病”的恐惧。



“被精神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威胁
 

    网上有个很流行的段子,叫“自从得了精神病,我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这句戏谑之言的背后,是层出不穷的“被精神病”丑闻。上访、讨薪……一个正常维权的公民,一不小心就会被权力之手“被精神病”。只要给你套上“精神病”的帽子,你说的话都是疯话,再也没人听,没人管。所以,被越来越多的滥权者当做“解决问题”的优先之选。而你自己,却将忍受自由被剥夺甚至身心遭药物伤害的痛苦。因此,有人说,“被精神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威胁。

“被精神病”有两个“结”

   “被精神病”有两个“结”。一个是公权力打“结”,一个是家庭成员打“结”。
      
    解第一个“结”——防止权力制造“被精神病”现象,即防止维权上访被送进精神病院,此题很好解。显然,一个懂得替自己维权的人,头脑和意识是清醒的,不可能是需要入院治疗的精神病人,不能由权力瞎掰,指鹿为马,把正常公民说成精神病人。相反,一个意识不清醒的严重精神病患者,是不可能有自我维权意识的,也不可能下意识的到政府部门寻求权利保障。因此,防止权力制造“被精神病”现象,只需禁止权力送人入病院即成。
   
    第二个“结”如何解呢?这要靠技术设计和技术。其实,办法很简单,让“患者”开口说话,对“患者”进行一番简单的问话就能分辨出来。比如,问一问家庭财产、婚姻、社会关系等日常生活问题,如果“患者”能正确的回答问题、清楚的表达意思,没有逻辑混乱等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正常人,是不用入院治疗的。(王捷)
 
警权被行政权所胁迫暴露出基层治理的某种荒唐与紊乱

  无辜民众“被精神病”的重要源头,正是公权力滥用的结果。在一些基层,少数官员对权力的滥用已经到了相当无耻的地步。事实上,一些手握公权者借“被精神病”来实施打击报复,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一种野蛮的非法手段。
       
    强行“宣判”一个健康人为“精神病人”,反映出一些基层官员极大的能量,而这个过程居然也能一路绿灯,警权被行政权所胁迫,暴露出的则是当下基层治理中的某种荒唐与紊乱。一些有良知的精神病医院管理者,则会被此类“被精神病”问题弄得很忧心,纠结于权力的压制与自身的良知之间。

立法缺陷导致“被精神病”现象只是表象

    前不久,深圳二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向深圳市政府信访办投诉,医院外请医师假扮工会领导与其谈话,并将谈话内容写入病历,将其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并调岗。
      
    在该案中,律师认为,单一的诊断标准和制度上的救济漏洞,是导致“被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这与“诊断”和“漏洞”没有什么关系。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单位与个体之间地位的严重不对等,导致个体的话语权极其式微。意见和表达不被尊重、不受保护,稍有“出格”,即被“封杀”。这才是女护士维权上访“被精神病”的关键所在。
      
    一些行为正常、心态正常的公民,因为越级上访或者提出权利诉求,就被“强送”进精神病院,成了“精神病患者”。这显然不是精神卫生立法缺位的问题,而是权力越界与霸道,透射出某些地方权大于法的现实语境。
      
    立法缺陷导致“被精神病”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对于权利的管制没有清晰的边界,缺乏有效监督。这样的权力异化之恶,胜过洪水猛兽。(陈一舟)

对“被精神病”背后暴力机制缺少治理,整个社会都可能变成精神病院

    近年来,旨在帮助同性恋者“转性”的“修复疗法”居然大行其道。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在今年5月宣布,这一疗法会对受者造成严重伤害。今年9月,长春的一名女同性恋者仍因其与同性恋爱而被家人殴打,甚至送进精神病院。看上去,“精神病”的准入门槛极低,将一个人判断为“精神病”,似乎特别容易。只要是不符合常规、不随大流的人,都可用“精神病”来轻松管治。“精神病”,似乎成了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所说的那种进行社会规训的工具。
      
    说到底,“精神病”以及“被精神病”,并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及隐藏其中的权力控制问题。面对新生的社会现象、新的生活方式,当人们无法用常识进行理解和规训时,社会中的文化逻辑习惯性地会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将其贴上“精神病”的标签,用强有力的精神病医疗体系进行管理。
     
    如果我们对“被精神病”问题背后的这种文化惯性的暴力机制缺乏认识,缺少治理,终有一天,整个社会都可能变成精神病院。不需要什么诊断标准,人人都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世界精神卫生日”,也将成为一件值得怀恋的摆设。  (任钰)

现实生活中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动力依然强劲

    去年,武汉一名叫徐武的男子就曾上演过一出现实版的“飞越疯人院”:因为与单位打官司,徐武被莫名送进精神病院,监护治疗四年后,才得以逃离。事后,经医疗鉴定证实其并未患精神病。
      
    这并非孤例的“被精神病”案例,而就像悬在每个公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着个体的尊严、权利与自由。可以说,无论是出于商业考量还是治安管理需要,现实生活中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动力依然强劲。这让“飞越疯人院”不再只是电影中惊心动魄的桥段,也常常会成为现实中难以纾解的梦魇。或正因为此,精神卫生立法才在社会千呼万唤下,将“自愿住院”“精神障碍患者人格尊严、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等纳入草案。
       
    一部善法,理应具备起码的人道精神与权利理念。精神卫生法将自愿原则纳入其中,其实,就可以看做是一场对个体权利的重新审视与回归。只有让医学的归医学,权利的归权利,司法的归司法,才能让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在社会公共医疗体系与家庭的合力扶助之下,得到充分尊重与善治;而普通公民,也才可能在这种权利回归中,免于“被精神病”的恐惧。(李妍)

被精神病的遭遇终于堵上被野蛮权力撕开的漏洞

    多年以来,精神病院几乎成了被公民权利遗忘的角落。由于精神病人意识无法自主的特质,一些不受约束的权力便利用此空隙,经由各种“合法手续”,就可以强行收治所谓的“刺头儿”。对正奔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被精神病”现象,是对现代法治精神、对以人为本的行政宗旨的公然嘲弄和无耻挑战。
       
    虽然社会上仍有法治阳光照不进的角落,但不可否认,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以及从程序角度渐次规范化的脚步,也在一步步坚实地行进着。这个进步过程充满痛楚、坎坷甚至牺牲,有时不得不付出一些公民生命和自由的代价。比如,大学生孙志刚无辜在收容所被殴致死,导致了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革命性修正;抗拒野蛮拆迁的成都女子唐福珍火中自焚,促成了强拆条例的终结;而徐武等人被精神病的遭遇,也终于让《精神卫生法》努力堵上被野蛮权力撕开的漏洞……(李泓冰 )

将患病家人遗弃到医院是对公共救济缺席的无声哭诉

  经常出现的诸如“精神病男子无钱医治,被铁链锁XX年”的新闻标题,已从侧面揭示出当下许多普通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在面对精神疾患侵袭时的窘境。据统计,我国重性精神病人已逾2000万。由于不堪忍受高昂的医治费用(有的动辄就要数万,甚至每月精神治疗费上千),加之一些狂躁型的病患有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家人在经济及身心上都濒临崩溃边缘。这恐怕也是农村地区重性精神病人最缺乏治疗的诱因。

    对某些贫困家庭而言,担负起照料精神病人的责任,并不是口上说的那么轻而易举。它甚至可能让整个家庭都陷入生活的灰暗与绝望中。这个时候,一些家庭将患病家人遗弃到大街、医院,看似“残忍地”任其自生自灭。又何尝不是对公共救济缺席的无声哭诉。而不时曝出的“武疯子伤人杀人”惨剧,从根本上说,也无疑是社会在以另一种极端代价,偿付重性精神病患国家援助乏力的机制漏洞成本。(王艳春•华声在线)

大部分精神病患者可以与正常人群相安无事地生活

    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在中国大概有1亿精神障碍患者和1600多万重性精神病患者。尽管数字看上去有些吓人,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大部分精神病患者可以与正常人群相安无事地生活。因此,即便被诊断患有精神病,也不等于自动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能“被动接受治疗”。

    精神卫生法虽然确定了自愿治疗原则,但对非自愿治疗的决策权,依旧交由精神科执业医师,所做的努力不过是要求精神科执业医师严格依条件和程序作出判定。尽管全国人大法工委文件披露,湖南高院曾直接建议非自愿治疗应有独立的审查机构,并且应该有听证程序,明确规定患者有聘请律师的权利。但这样更能够约束“被精神病”的建议,依然被排除在草案之外,颇为遗憾。(马想斌•南方都市报)

非自愿住院措施一旦被近亲属滥用依然不容易获得救济

    精神卫生法关于程序正当性的缺陷是,限制人身自由、监护权设置的决策权在亲属和医生手中,而两者有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这种决策机制,不符合现代法治的正当程序要求。而司法救济的可操作性,还没有配套规定。对于人身自由受限的公民来说,无论是精神障碍患者还是完全没病的人,非自愿住院措施一旦被近亲属滥用,依然不容易获得救济。因此,非自愿收治机制下,公民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的保护问题不容忽视。

    医学界可能对司法介入心存恐惧,但实际上,权力受到制约,是职业风险降低的一种方式。司法便利的程度越高,医疗界的风险就越低。不受约束的权力,就如同脱缰野马般危险。司法便利作为程序设计,是解决多重争议的共同通道:有望终结目前被精神病事件“非经媒体救济不能出院”的历史。(黄雪涛•新华每日电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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