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节制生育争论代表的不同命运

发布时间：2012-08-15 作者：

    梁中堂在《马寅初事件始末》一文中指出，1955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小组关于＂节制生育＂的争论，是在民主人士之间进行的。参与这场争论的民主人士的不同命运，需要后人深思和研究。
      
    梁文说，在旧中国，有许多老知识分子都是主张节制生育的。但是，由于当时普遍认为，马尔萨斯是主张节制生育的，而马克思又是对马尔萨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定节制生育的。新中国建立前后，共产党曾经对美国政府所持有的马尔萨斯主义和唯心历史观发动了批判，政府又沿袭了限制人工流产的法规。在1949年到1952年，各个报刊都是把节制生育当作帝国主义“和平的杀人”，甚至有的医学教材中有关于节制生育的内容，也会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前那些曾经主张节制生育的专家、学者，甚至连医务人员也都不再宣传节制生育了。

　　但是，把避孕、节育行为当作马尔萨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随着这一时期大规模工业化进城的年轻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冲突。特别是青年妇女频繁的生育，与新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发生矛盾。不久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群众避孕和节育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

    从1953年8月起，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写在决议上。检索《人民日报》，1949年-1952年，每年都有几篇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章。而1953年和1954年，有两年不再有节制生育这个词汇，即不再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应该是体现了期间中央的态度。1954年12月，刘少奇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会后，中央又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说：＂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也就是在党中央对于节育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转变，但规定暂不登报宣传的时候，邵力子和马寅初先后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节制生育的主张。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共产党的老朋友，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邵力子早年就主张节制生育，为此写了许多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妇女节制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即担任北京市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1954年9月，邵力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学习宪法的名义谈论避孕问题。然而，不少文章据此把邵力子当作新中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人，是不确实的。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的说法，节制生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因为邵力子和邓小平都是政务院政务委员会成员，周恩来的话应该是有依据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明确意见，这一涉及党的指导思想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的人口问题的态度转变，不仅尚未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不会有那样的观点，就连刘少奇也不敢贸然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座谈会。

　　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寅初也在这个时期获悉了党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但是，马寅初谈论人口，比邵力子晚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中央和卫生部已经有不少关于开展节育工作的文件。大学是卫生部门宣传避孕和节育方法的重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应该对此有所了解或所闻。何况，马寅初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会有许多机会了解到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解放前，马寅初就主张节制生育。1949年以后，马寅初也一度不再提这方面的主张了。1955年7月，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谈论人口问题，遇到不少代表的反对。近年出版的宋云彬和竺可桢的日记中，分别记述了一些经过。

    宋云彬，中国近代著名文化人，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人大会议浙江小组副组长。竺可桢，在民国时期曾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按照竺可桢7月4日的记述，在第一天小组会议上，浙江省的几位代表发言谈到人口问题时，引起马寅初和竺可桢的注意。

    争议是从12日开始的。宋云彬在日记中写到：“下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强调中国人口过剩，余起而驳之。”竺可桢这天的记述更详细一些：＂下午3点至全国委员会，开浙江省小组会议讨论五年计划。沙文汉、杨思一主席。邵力子提出了以限制生育减少人口，提出辩论……此点引起宋云彬、李士豪的反对。马寅初和我均赞同邵说，寅初拟在报上发表文章。一场热烈争论归结到农业生产问题上。＂

　　文中的沙文汉，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浙江省省长，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组长。杨思一，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副组长。李世豪，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浙江省主委，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从宋云彬和竺可桢的日记来看，争议是由邵力子的限制生育以减少人口的发言引起宋云彬等人的反对开始的，而马寅初和竺可桢站在邵力子一边。

    在13日小组会议上，因马寅初、邵力子再谈人口问题，宋云彬“两次起立发言，问此种论点与马尔塞斯有何不同之处，则皆哑然无言”。14日，宋云彬主持会议，一开始就声明说，昨天两次发言，是因为邵力子、马寅初的发言不自觉陷入马尔萨斯主义泥潭，所以好心相劝。沙文汉递一纸条给宋云彬说：“你说他们重复了马尔塞斯人口论原没有说错，只是说得太早一点，容易阻碍辩论的展开。”15日，宋云彬继续主持小组会议，张琴秋等表示不同意邵力子和马寅初的观点。张琴秋，红军著名女将军，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日，小组会议继续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等又大谈人口问题，争吵甚烈”。25日，沙文汉主持小组会议，宣布不再讨论人口问题，争论方算结束。

　　除小组会议上的争论外，还发生一起制止马寅初以会议发言形式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事件。13日下午，马寅初将准备见报的发言稿清样，送请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国松看。宋云彬认为，“其内容谓目前兴修水利、开荒等等皆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在限制人口。满纸荒唐言，不仅贻笑大方，且将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据为口实”。沙文汉看后，“大为惊诧”。经宋云彬、沙文汉和王国松商议，由王找竺可桢共同劝阻，马寅初同意提出具体意见后再作修改。14日上午，沙文汉、宋云彬、王国松和竺可桢一起讨论。沙文汉认为，此文是“绝对的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复现，和政府五年计划要积极增加生产背道而驰”，建议马寅初改讲预算问题。竺可桢则主张，＂把主题从限制人口改为促进科学技术”。竺可桢还未来得及将意见转达给马寅初，就有电话说他已经决定把稿子撤回。

　  根据宋云彬和竺可桢当时的记述，有几个方面与马寅初后来的叙述有所不同。第一，浙江小组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和争论，是由浙江省的同志发言引起的，而不是马寅初会前写好的提案在会议上讨论而发生争议的。第二，会上几次的争论都是由邵力子先发言，马寅初和竺可桢附和或支持，而不是首先由马寅初提出来，邵力子等附和与支持的。第三，会上没有发生所谓马寅初提交提案的事情，会议第10天出现过一份准备在报上发表的马寅初发言。

　　分析这次事件，首先，争论主要发生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小组中那些参加过1949年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代表之间。鉴于沙文汉常常持调和态度和宋云彬处处主动出击的表现，两方面的主要当事人都是民主人士。其次，分析争论双方的人员构成，坚持节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马寅初身处高层，应该说已经获悉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而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则相对处在国家机关较低一级的层次上。双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贯彻时的一种状态。第三，也许进一步了解参加那次争论的主要当事人后来的政治命运，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那个时期的批判和一些争论的性质。根据宋云彬和竺可桢日记的记载，那次争论中持反方意见的宋云彬、李世豪、沙文汉、杨思一、冯雪峰等5人，两年后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共产党党员沙文汉、杨思一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杨思一死于1957年反右中，沙文汉死于60年代初。共产党员张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反方中还有一位周建人，也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民建浙江省委主委、副省长。他参加共产党的身份，当时尚未公开。周在新中国未遇风险，职务一直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显然是因为鲁迅弟弟这一层原因。与反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方阵营中的邵力子、马寅初和竺可桢三人，全都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