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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李文模 十岁当红军

发布时间:2012-09-25 作者:


    四川省阆中籍老红军、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李文模撰文回忆,他在1935年刚好十岁,就在红军战略转移时当上了红军。
    
    他说,1925年早春,我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市老观区方山乡铺山垭村的一户贫苦农家。5岁那年,贫困的父母以五斗稻谷的代价把我卖给一个当地富农做养子,后成为为童工。1934年冬天,红军打到我的家乡,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开展扩红运动。1935年2月,我参加了红军儿童团,时年10岁。后来红军战略转移时,为什么带走我这个10岁的孩子?这是因为我已为红军创造了业绩。
    
    那是一个天气很冷的夜晚,我带领5名儿童团员在村口站岗放哨,监察动静,检查过往路人的路条,因为念过《三字经》,识几个字,我就是这5个孩子中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头头。此时三星遍西,夜静更深,一个乞丐来到村口,探头探脑。我从路边跳出来大喝一声:
   
    “干什么的?”
   
    “要饭的。”
   
    “把路条拿来!”
   
    “要饭的哪里弄路条?”
     
    这个乞丐从衣着打扮到问答问题没有破绽,戴氏穷乡僻壤的孩子既有野性也很聪明。我们围上去把他包围住,七嘴八舌的问开了:“叫化子晚上是睡破庙棚子的,你晚上出来干啥?”“叫化子白天要饭,你半夜三更向谁家去要?”这个乞丐被问住了,而且他也不敢逃,一逃好话,儿童团会喊,村子里的赤卫队员必定来追,那就没有好果子吃了。我们不依不饶,把他拉扯到红军队部,经过一番拷问,这乞丐招供了,原来他是四川军阀田颂尧司令部的副连级参谋,特意化装后来侦查红军的数量、布局位置、装备情况的。那时敌我双方都在忙着各自消灭对方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程序手续,就把这个敌特杀了。红军首长大大表扬了我们,说我们人虽小警惕性高,有志气,算你们立了一功。我当时想,自己虽然只有10岁,看来也是能当红军的。
     
    不久,我就“升官”了,又乡苏维埃儿童团员升为区苏维埃儿童团员。条件也是很严格的,就是家庭最苦、最机灵、最能干的儿童才能调到区里。我的父母认识区委书记淳家琴同志,到区委见了淳书记,拜托他照顾只有10岁的我。淳家琴成了我革命的领路人,该同志后来转业知南京工作,于上世纪90年代过世。
      
    正在我们起劲地闹红扩红的时候,蒋介石也在川陕地区加紧部署围剿的兵力,形势严峻。1935年3月,红军决定反围剿,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和其他红军部队挥师反击,围歼四川边防军罗泽洲部,消灭敌军一功团,毙敌旅长一名,团长一名。但是敌军围困万千重,他们要下决心消灭红军。后来蒋介石哀叹:“消灭红军不容易,我们的将士胖的瘦死,瘦的拖死。”1935年4月,红军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我所在的区位机关,大部分疏散回家,留下30多个精干人员,我也被留了下来。我们随部队行动成了筹集粮款的后勤队和发动群众的宣传队。当然,我们在编制上自动改成了红军。
      
    1935年5月初开始,我跟着红军没完没了地走,根本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有时走不动了,又饿又渴,就哭着鼻子要回家要妈妈,这时大人们拉着我的手走,实在跑不动了,就把我放在马背上,休息一会儿,又把我抱下来自己走。一路上跟着大人们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增长了才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红军在松潘休整时,我在藏汉混居区里做儿童工作。一天,淳家琴书记对我说:“给你升个‘官’吧,以后你不当儿童团员了,做红小鬼吧!”我也不知道红小鬼是个什么官,反正不许跟着部队下乡去了。留在部队管卫生、烧开水,并接受临时差遣。不久,一位藏族干部送给淳书记一匹小红马,我成了马夫,小红马后来成了我长征路上的私人“轿车”。在翻山大山和长途行军中,小红马被我骑过,并用尾巴拖着爬山,还为我驮过物品,为我这个弱小生命能走完万里长征立下汗马功劳。
      
    可惜的是,在一次翻越大雪山时,小红马一脚踩空跌进万丈深渊,我跪下大哭一场,红军大哥、叔伯都来劝慰我,为我补齐了从马背上掉下去的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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