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除陋习：清末四川新政催生现代文明种种

发布时间：2012-10-03 作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审吴康零在《 巴蜀文化研究通讯》 上撰文指出，清末新政，有兴有革，涉及方方面面。移风易俗，革除陋习，虽不属于新政的主要目标，但就四川而言，对改善社会风气，促进近代文明，无疑起过一定作用。
   


废科举、兴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廷宣布从明年起，废除八股文，并停止武科考试。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终结。

    四川大吏遵照清廷谕旨，积极在川兴学堂、奖游学、废科举。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川已兴办各类新式学堂7775所，仅次于地处京畿的直隶省，居全国第二位；而学生人数则达到242782名，高居全国之首。清末新政把废科举、兴学堂作为重要内容，其作用和意义已远非“革除陋习”所能评价，而是对中国思想界和近代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禁烟毒，“勒限减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谕令禁烟禁毒，颁布《禁烟章程十条》，限定“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同时宣布，不能戒的只要说明原因，就和五、六十岁以上的病者一样，从宽免罪。

    当时，川江沿岸大量种植罂粟，四川烟土产量居全国之冠，除本省销售外，还大量运往省外国外销售。据估计，全省吸食鸦片者，占成人总数的17%，约315万人，仅省城就有烟馆500家。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锡良奏准设立戒烟总局，委周善培、沈秉堃为总办，厉行禁烟，“勒限减瘾”，并在省城和各州县城内设立戒烟病院。同年七月，护理川督赵尔丰借禁烟为名，设立省城官膏店，独家经营鸦片。规定由官膏店制膏，凡获准吸食者事前赴警局登记领牌，按牌售膏。禁止熬户私自制膏，所有烟馆限期停歇，另谋生业。对重庆和川东等鸦片产销区实行限产限销，对瘾民进行登记。将1600家零售熟土的烟铺和烟窟加以查封，在城区和郊区开设83家为获准吸食者提供熟土的官烟场，吸食者须接受监督和额外课税。

    经过数年禁烟，全省罂粟种植面积大为减少。禁种罂粟后，四川每年减少鸦片收益3000余万两白银。为了填补这一巨大“亏折”，川省实施了由官商联合改良工农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计划，由官方提供贷款，兴办农工商企业。在禁种罂粟的大片土地上，建立农产品试验基地，种植豌豆、花生、小麦等，或改种甘蔗，发展制糖工业。

    在烟土的禁销方面，川督规定了最后期限，在销区建立“存土公司”，为剩余烟土提供出口方便，货主在限期内可自由运出。任何人不通过“存土公司”保存烟土都是违法行为，作为毒品没收。

    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大公报》发表题为《中国实行禁烟之铁证》专稿，赞扬四川禁烟成效显著。文章说：“吾调虁州之全部，始知烟苗一律断绝。然其效力之大，至于此极者，实非以猛厉之手段行之，不克结此效果也。闻其强迫禁烟之时，有农人因种烟而锒铛入狱者……”

    是年初，护理川督王人文继续推行严禁种植罂粟的措施，全川农田基本上不再种植罂粟。从二月三日开始，全省关闭了所有向注册瘾民出售烟土的店铺，戒毒局、所对烟瘾很深的吸食者实行免费戒毒。当时的报纸报道和文献记载，难免没有水份，但清末四川禁烟取得成效应属无疑。
   
改良戏曲，净化舞台
 
    新政时期，成都开展川剧改良活动，成立“戏曲改良公会”，提倡演出健康新戏，禁演淫秽、凶杀剧目。组织黃吉安、赵熙等文化名人编写改良川剧剧本，出版推广。对演员进行考核，对演出进行质量评估，并实行奖惩.。

    成都原无剧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吴弼臣在会府北街仿苏杭剧场修建“可园”，川剧开始进入剧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集资在华兴街新建“悦来茶园”，接纳川剧各班轮流演出。还举行过两次赈灾义演，邀请成都八大班名角串演，盛况空前。“悦来茶园”的开办，是川戏由堂会、庙会向近代舞台演出发展的重要开端。
   
查禁淫秽书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通省警察总局发出禁令，对淫秽书刊、戏曲进行查禁。禁令称：“一切书坊、书摊不得出卖淫书。已经刻版者，限于10日，将书版并印成之书呈局销毁，违者查封拿办。戏本有伤风俗者，应行禁止；在演唱时变异为淫荡言词的，由警察官兵随时禁止；禁止在街市游唱淫词小调，违者告诫，查禁后又再唱的，罚钱5角至1元；不服者拘送掌责。”
   
严禁官场赌博

    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四川官报》报道，最近川省“麻雀”（麻将）赌风盛行，而打“麻雀”之人以官场人士最多，上下相习成风。护理川督赵尔丰严令禁绝。赵尔丰认为，要根除赌博，应从官场着手。官应为民表率。官有官事，百端待理，哪有闲暇行赌博之事。如今官场不以赌为戒，反以赌为乐，愧为民上之人。于是下令，严禁官场赌风，警察随时稽查，群众大胆纠举，若官场中有人犯“麻雀”赌博者，指名纠举严办，以此禁民之赌。在此之前，警察局总办周善培还曾亲率警察前往藩署捉赌。
   
转变卫生习惯

    据《成都通览》载，成都“街市居民昧于卫生之道，藏垢纳污，习于不洁久矣”。自开办警察之后，“民间方知卫生有益，今试举警察之善政如下；街道无渣滓，街道无死鼠死猫，杀房（屠宰场）尽移城外，戮人（处决犯人）移于莲花池，街边尿缸一律填平，各街茅房（厕所）改良尽善，病猪肉不准入城，旅馆添窗通空气，认真大修理阴沟，井边不准淘米洗衣，染房臭水不准乱倾，街上不准喂猪。”除公共卫生外，对居家及个人卫生也提出了要求，如石灰刷墙，杀微生物，不可用纸糊；阴沟及天井常用水洗，勿使秽塞，以防生疫；坛瓮秽水宜常倾去，勿使生沙虫，变蚊生疫；口涎不可乱吐，宜吐于痰盒，而痰盒之水宜一日一易（能注石灰于水内更妙），等等。
   
改良娼妓管理

    成都娼家主要集中于东门柿子园和北门武担山，流娼则与民杂处，良莠难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巡警道周善培实行改良娼妓管理办法，将柿子园更名为新化街，将武担山略加修整，规定所有娼妓集中在上述两处，并召集娼妓开会宣布：愿做娼者，集居此地，不许外迁；不愿做娼者，可到大田坎纱厂做工。又仿照日本“游学区新吉园”处理妓女办法，规定宿费标准，定其户为监视户，并在娼家门首钉“监视户”木牌。警察局规定：各学堂学生、各营兵丁、年轻子弟不准进入监视户，“该户如敢私留，查出一并治罪。如有地棍痞徒，借词滋扰，亦准该户密报本局拿办”。妓女若愿从良，特设“济良所”。据《成都通览》载，“现今从良者亦多”，均得其所。
   
筹建模范监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凌迟、枭首、戳尸三种酷刑，仍以斩首为极刑，还废除了“刺字”等刑法。接着，颁布了“恤刑狱”若干条，主要是“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等。在四川，警察总局曾通饬所 属监狱仿照新法进行改造，革除各种体罚肉刑。宣统二年（1910年），在成都北门筹建模范监狱，分为内监（押已决犯）、外监（押未决犯）、女监、病监4部分，可容500余人，后称为“四大监”。
         
改变“ 兄弟同妻” 恶习

    赵尔丰在经营川边期间，对川边藏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开发。涉及移风易俗方面的改革有兴办学校，劝导藏民讲究卫生，各户修建厕所，改天葬为土葬等。

    针对藏民中存在“弟兄同妻”等恶习，赵尔丰明令“以后须学汉人，无论弟兄多寡，一人各娶一妻”，还规定结婚之家，必须领有由官府印制的“婚书”一份, 照式填写主婚人及媒证、男女姓名，两家分存作为证据，不准再蹈从前恶习，违者照例惩办男女两家。这种“婚书”当是川边藏区最早的结婚证书。
   
开展体育运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庆广益中学建成四川第一个足球场。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都华西坝各大、中学相继建成5个正规足球场，并经常举办足球比赛。同年十月，“省城各学堂运动大会”在成都北较场四川武备学堂举行。省城40所学堂的3281名运动员参加了35个项目的比赛。这是四川省第一次运动大会。

修建少城公园

    清代最初禁止满、汉通婚。成都的满人居住在满城（少城）之内，汉人不得随意进入少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诏除满、汉通婚之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宣布革除满、汉之见。

    由于清末有裁兵归农之诏，为解决满城旗民生计，成都将军玉崑从旗营培修营房款内拨银5000两，将满城祠堂街关帝庙后的数百亩水田菜圃改建为公园，新修亭榭，种植花木，出售门票供人参观。宣统三年（1911年）公园建成开放，吸引了大批汉人进入少城游览。“少城公园”即今之“人民公园”，是成都最早修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城市公园设施，民国时期许多重大社会活动都在少城公园举行。

创办报刊阅览室

    新政时期，兴办了许多新式报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简阳人傅樵村（崇矩）在成都采用白话文创办《启蒙通俗报》，宣传办教育、兴实业、强国家、启民智。为了启迪民众，广传信息，在四川学政吴蔚若的支持下，傅樵村在其领导的图书局内创办“阅报公社”。阅览室中陈列全国各地报刊共61种，其中还有日本报纸2种，便民浏览。四川总督岑春煊刊出告示，予以保护。此后成都社会阅报之风，逐渐普及。宣统三年，清廷诏令京师及各省省会先设图书馆一所，于是四川省图书馆开始筹办，并于民国元年（1912年）在少城公园内正式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