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骥：“逼娼为技师”的源头在于国民政府的改革

发布时间：2015-09-18 作者：

    我以为中华民国并不禁娼，其实国民政府一直都反对卖淫。早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禁娼呼声就已高涨，特别是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禁娼的政策就执行得更严。这催生了一个结果，当妓院被政府宣布为违法时，几乎所有的妓院都换上了“按摩院”的招牌。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连巴黎警方也在查处洗浴按摩院。巴黎第19区的当地居民向警方投诉，此区的华人按摩院以保健按摩为名，实际在从事性服务的勾当，于是法国警方决定介入调查。看来，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会有洗浴按摩，也会有紧随其后举报它们的朝阳群众。于是想到一句话——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街边鳞次栉比开满了按摩房、足疗店、洗浴中心，旁边的药铺还应景地售卖着各类男性保健品？随便走到任何一座城市的中心商区转转，夜间总能找到不少闪烁着艳俗霓虹灯光的店，名称以“大浪淘沙”、“香格里拉”、“皇家一号”居多。白天，这些地方掩门熄灯，就像是卸妆后的素颜女人，在雾霾之下灰扑扑一片，毫无存在感。只有当夜色降临，城市的身躯由A面翻转到更隐秘的B面时，博大精深的中国洗浴文化，就像被灼人的霓虹灯光点燃一般，由下而上，慢慢照亮广大中国男士的夜生活。

    在城市活了半辈子的我，可谓伴随着洗浴按摩中心成长的一代。抬头望向在城市的“腰际线”以上，那一座座迷样的玻璃大厦摩天而起，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高度，然而，在城市的“脐下三寸”，我们一般老百姓目所能及的各个角落，洗浴中心、足疗中心和按摩会所增加的速度显然超过了GDP的增速。几十年里，我们在经济发展上挣扎着“站了起来”，在下班以后同样挣扎着“躺了下去”。俯仰之间，愈发产生出了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极大丰富的沉甸甸的满足感。

    有时，这甚至成为了判断一个地方商业开发是否充分的标志。记得许多年前壮游丽江，晚上的古城灯光熹微，人声寥落，这种由黑暗确立的肃穆古朴，却在多年后彻底被闪烁的霓虹灯和喧嚣的人潮取代。当我再造访丽江，却发现夜里照得通亮的街上早已是遍布按摩洗浴的招牌，晃荡着神色饥渴的旅者。显然，云南本地人并不好这一口，洗浴按摩的招牌越多，暗示着外来的商业资本越多。丽江这些年已然蜕变为了一个商业城市，像中国众多繁华的城市一样，那里有大量的洗浴保健。

    洗浴保健中心里的内容不限于洗浴保健，这是常识。中国特色的洗浴按摩，由此被赋予了一种只可意会的暧昧性。当我翻阅法国汉学家安克强写的《上海妓女》一书时，读到了这种暧昧性的历史回应。记得里边写民国时期上海的小姐，生活处境和今天不无相似，此书也消除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误会——我以为中华民国并不禁娼，其实国民政府一直都反对卖淫。早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禁娼呼声就已高涨，特别是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禁娼的政策就执行得更严。这催生了一个结果，当妓院被政府宣布为违法时，几乎所有的妓院都换上了“按摩院”的招牌，妓女摇身一变，成了身穿制服的发廊妹、按摩师——这和今天是多么相像。

    安克强详细记录了这些“打法律的擦边球”的按摩院的消费方式：“客户被带到一间与浴室相连的房间，由女按摩师为他洗澡。然后，他躺在一张工作台上接受按摩。按摩院有一种独特的吃喝交际方式：客户可以喝茶或叫点心。在接受按摩之后，客户可以就此离去，不接受任何‘额外服务’。不过，即使顾客没有主动要求，女按摩师也会让他知道，她可以为他提供其他服务。”

    在合法与违法之间的这片灰色地带，民国时代按摩房里的小姐们从事着暧昧的营生。这种暧昧的缔造者，却来自于国民政府自身。历史资料说得很清楚，“逼娼为技师”的源头在于当时当局的一系列改革。1912年4月，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的解职致辞中就说：“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为了推进社会风俗民情进一步改良，当局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习俗、改造“国民性”的政令，其中显著的条目就是禁止畜娼、禁止狎妓、不置婢妾。

    然而，所谓“国民性”中很多东西，乃是积习使然，甚至根植于人的本性欲望，实际上无法彻底被革除，强行革之，就只好换一张皮继续存在，实则换汤不换药。于是，政府一查禁，娼馆就成了按摩房。

    作这番回顾，并不是要生拉硬拽把过去的陈年旧账与今天做个链接对比，只是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的欲望会不得不由显而转隐，退到阴暗之处，变得暧昧不清。这种“暧昧”，毋宁说是一种欲望的“变形”。正如哲学家齐美尔在《货币哲学》所说，资本主义文明的首要特征是，货币把一切都转化为可具体定价的商品，其中也包含了人的本能欲望。市场不但不会压制人的欲望，反而会因逐利性而最大限度激发它。因此，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禁止买春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为的，强行为之，欲望会从更隐秘、更暧昧的方向找到宣泄口。

    在今天，资本的集中使得这种暧昧性更为普遍化了，甚至成为了人们一种联络关系的社交手段。这个混杂着性、社交仪式、人际关系的暧昧节点，便是洗浴按摩中心。

    任何一个诚实的中国职场男性，都不该否认自己曾走过这套洗浴流程：或许是陪领导，或许是陪客户，或许是陪朋友。总之你领了手牌，换了拖鞋，赤条条脱得精光，浴池里边泡边聊，到各种桑拿室蒸到皮皱，其间，生意聊好了六七分。吃完自助，看完表演，事情谈了得有八九分了。于是，安排领导和老板各自进了包间，完成了项目合作的最后临门一脚。事毕，再在麻将机房搓几圈麻将，联络下感情，顺便敲定项目的诸多细节。诸事完毕后，从洗浴按摩中心出来握手告别，心里却还坦荡：毕竟是为了生意，再说我们只是去洗澡的，顺便做了保健项目而已。天长日久，便也养成了白天讲先进性，夜里性先进的劣习。或者用公知们的说法，叫劣根性。

    在洗浴中心谈生意、招待朋友或领导的人不在少数，这似乎是我们社会一种独有的特色，黑白两道，生意与生活，似乎统统化在了浴池的一池春水里，包裹在了按摩房的一卷卷一次性浴巾里。洗浴中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城市地貌景观，也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结构和社交方式。

    日本、东南亚诸国，以及欧洲的土耳其、桑拿的发源地芬兰等地，虽说按摩洗浴场所也存在，但与咱们这里相比，却总是差了不少意思。起码，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冠以洗浴按摩以“中心”之名，也不会将其建造得犹如城堡一般宏伟，里边内容也远超过“按摩”。从大浴池的洗浴搓澡、自助餐、娱乐表演到楼上包间里隐秘的各色项目，几乎覆盖了能想到的所有方面。整套流程走下来，竟会让人隐约有一种宗教般的仪式感。

    洗浴中心的这套流程让我想到了罗兰·巴特论脱衣舞时提到的“情色的仪式感”。正因为脱衣舞表演的流程大部分只具有挑逗暗示性，而不是直接的性行为，这种“隔着一层”的流程才被赋予了仪式的属性。洗浴按摩恰如脱衣舞表演，其过程大多只是暗示性的，而当最后直接的欲望释放来临，这种神秘感和仪式感也就随之消失无形了。在中国，我们很聪明地把这个仪式感极强的过程与社交、谈生意的过程同步起来，成功率极高。脸红心跳之间、欲望与刺激之间，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办成了正事儿，实现了金钱和人际资源的交换，也有人管这叫高EQ。

    我非常同意巴特所说，脱衣舞表演的情色性本质在于把舞者身上充满异国情调的多余部分（衣服）除去，而“女人在脱到全身赤裸时，就失去了性感”。换言之，异国风情只是一些幌子，“解构”这些异国情调的过程才是情色快感的来源。看来，无论洗浴中心里的泰式、日式、韩式、欧式按摩，在如脱衣一般层层剥开之后，内里其实都是中式，是各种迎合了社会心理的诉求。洗浴按摩，实则已被我们的洗浴中心成功解构了。



原文标题：在洗浴按摩中心里看懂中国

原文来源：腾讯大家

（立法网  小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