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周公—中国两千年帝制的奠基人

发布时间：2015-09-24 作者：

    周公制礼作乐，为中国千年法式，他所制定的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成为孔子一生不断追求的秩序社会。



    牧野一战，殷亡周兴。

    商朝最后的王国之君受辛，也就是人所熟知的商纣王。据周人后来的叙述，受辛暴虐聚敛，查《竹书纪年》《韩诗外传》的古史可知，同夏代末代王桀的行径如出一辙。其实，桀之行径，为商人记载，纣之暴虐，为周人所述，二者比附装点之迹甚为明显，所以宋人罗泌作《路史》，说“书传所记桀、纣之事多出模仿”。只有商纣荒淫残暴，民心叛离，才会有文王、武王累世积德行仁，民心归向。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遵循如此简单的逻辑。当时殷商是天下共主，兵力强大，为何一战而亡？查看殷周之际的材料，有两条值得注意，一为“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二为“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左传》襄公四年），前者说商纣在牧野之战之前曾经征服东方的外族，国力大大损耗，武王乘其疲蔽而胜，后者则说牧野之战本是周人掠夺粮食，乃竞争生存之战。伐纣之前，武王尝与弟周公旦言“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这也印证了周之灭商，早有预谋。《左传》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之由也，故灭”，由是观之商纣反倒是一位有军事天才且有群众的领袖。

    有意之史料，要参照无意之史料，才能拨云见日。

    殷商随亡，但于政治势力上尤有不可轻侮之处。周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分封，《史记》说“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只不过此时先王之后的权力，已经是周天子给的了，“令从天子出”，表明了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和统治。纣之子武庚，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获封于殷的，但是武王不放心，又封自己的弟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处于霍来监视武庚，叫做三监。这在文后我们还会提到。周朝的另一策略，则是分化，当时新封之国有鲁、卫等，周以殷民六族归鲁，七族归卫，以此分化殷商旧势。后人由此认为周为封建之始，其实并不确切，封建之制，周以前为自然形成，周建国以此解决政治问题，则是事实。
 

    辅佐武王伐纣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太公望，也就是神话传说《封神榜》中的姜子牙，另一位，就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灭商之后分封分化的计策，就是出自周公旦。

    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践天子位。周公当国，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叔鲜、叔度不服气，四处散播周公将对成王不利的消息，后世王安石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后来叔鲜和叔度奉武庚反周，这也印证了即使在武王驾崩之后，殷商势力仍存。于是“奉成王之命”东征，杀武庚，诛鲜，囚度，降处为庶人，对此后世盛称“大义灭亲”。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诗经·豳风·破斧》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可见周公东征的残酷。

    东征之后，周公开始上监夏商二代遗法，集上古之大成，开后世之规模，制礼作乐。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化的展开，至有伟大的力量，被孔子赞美不已。

    夏商二代遗法如何已不可考，但是周代礼法完备，所以才令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简要叙述如下：

    周代官制完备，立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立少师、少傅、少保，称“三孤”，三公三孤是天子顾问之官，不问实际政治，真正执行中央政府命令的是“六官”：天官总理一切庶政，地官掌教育，春官掌祭祀与礼乐，夏官掌兵马，秋官掌刑辟，冬官掌百工。六官之下，各有属官六十，故周朝总官，号称三百六十。六官制度，一直是后世中央政府的模范，历朝虽有斟酌损益的变动，但一直沿袭至清末。由此可见周公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之深远。其次是田制和税法，以及兵制和司法，周公也都一一擘画，后世体制，也多以此为蓝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公对于教育制做了详细的规定，大学称“辟雍”或“成均”，是王世子、卿大夫的嫡子和国内俊选之士的学习场所，小学则州有“序”，党有“庠”，是寻常人家的学习之地；闾有“塾”以教闾民。小学的入学年龄是八至十四岁，大学则是从十五岁到二十岁。小学教长幼之序和洒扫应对之节，大学教《礼》、《乐》、《诗》、《书》。学校之制，上古时代虽有基础，但到周公始集大成。

    （周公像，清人绘）

    周公对于中国政治的另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在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自周以后，中国帝制历两千年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一制度起到了稳定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一制度，有其天然的缺陷，王室与诸侯的君臣关系，难以长久持续。因为在封建制度之下，国君世袭，其卿大夫亦为世袭，但实质与环境却不会一成不变。随着分封国与王室血缘上的日益疏远，分封国逐渐成为独立王国，兄弟之国，常以利害冲突而互相攻击甚至侵地灭国，这是远远超出了武王和周公的预料的。

    与伊尹相比，伊尹是不王而王，周公是王而王。伊尹是外臣，自王而王，名不正言不顺，只好托天的名义发号施令，尽管他权势大到可以流放太甲，但是依然是臣的身份。尽管周人在迷信鬼神的程度上不亚于商人，但周公在制定礼乐和东征蔡管之时却不必托天之名。为何？周公是武王的胞弟，成王之叔，在血缘上与最高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尤其是在周初建时期，传子制并未明确确立，周公摄政，不算儹越。

    但周公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称为圣人，影响历千年不衰，还得益于他的完美收局：周公摄政七年，制定礼乐。此时成王已成少年，周公决定还政成王，于权力毫不眷恋。正是因为如此，在周公去世之后，成王以天子之礼葬之。对此，《史记》有记载云：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制礼作乐，为中国千年法式，他所制定的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成为孔子一生不断追求的秩序社会。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中所说的：“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其核心，也是周公的“礼制”。



原文标题：周公：中国两千年帝制的奠基人

原文来源：腾讯《大家》

(立法网  小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