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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为祸更烈”的“恶法”之首是谁

发布时间:2019-01-09 作者:


    有人说,“无法必然乱国”,“恶法为祸更烈”。在中国立法史上,1967年出台的“公安六条”,再次证明了这一至理名言……


 
    有人说,“无法必然乱国”,“恶法为祸更烈”。在中国立法史上,1967年出台的“公安六条”,再次证明了这一至理名言。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曾发布一个党内文件《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以蔑视与批判态度对待国民党六法全书及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的法律”,全盘否定旧法律和法的继承性,使新政权立法断档,大多领域无法可依。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虽然有依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条款,但并没有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的准则。

    著名宪法学家、有“法治三老”之称的郭道晖先生载文说,五四宪法颁布后仅一年,就发生批胡风和在学校机关中搞肃反的运动,之后是1957年反右派和1958年“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导致几百万知识分子遭整肃和几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根源是轻视和否定宪法和法治。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治去治多数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了,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刘少奇也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是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主张“靠人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首先被打倒,林彪被确立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一个讲话中强调:“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据《王力反思录》披露,“公安六条”是毛泽东提出“要搞几条”,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的。

    1966年12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与一些人先拿岀来六条草案,并写信给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谦恭”地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一个红头文件,题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67]19号)。由于它的内容只有六条,并且是专门针对公安工作发布,人们便将其简称为“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尽管它只是由执政党和政府联合发布的—个文件,并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但却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和极大的震慑力。

    “公安六条”尤以第2条最为严厉。 

    第2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在贯彻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1967年11月2日,谢富治在公安部的讲话中说:“办专案、整档案,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把他开除出公安机关,重的要坐班房。搞材料不能搞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帮助敌人。”(赵明:《“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载《百年潮》2003年第7期) 

    据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载,丁抒先生查阅了许多省、市、自治区的60多部县志与大量的历史文献,撰写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文,文中引用了各地打死、致残和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数字,数据翔实。据统计,在“公安六条”发布后,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就有3000万人被斗,50多万人死亡。

    1971年发生了“9·13事件”,林彪摔死后,“公安六条”便被搁置一边,但并未失效。

    1979年2月,由公安部建议并经党中央批准,终于宣告将“公安六条”予以撤销。


 
原文标题:立法史:当代中国“为祸更烈”的“恶法”之首是谁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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