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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史:日本、朝鲜仿唐化立法为何沿袭了100多年时间

发布时间:2019-05-31 作者:


    唐代法制的完备与科学及其所蕴含的礼教精神,为周边国家所尊重和取法。特别是《大明律》强大的影响力,使日本、高丽、安南、琉球等都成为中华法系所覆盖的国家。




    从唐至明,是中华法制文明发展的巅峰。


 



 

    唐代法制的完备与科学及其所蕴含的礼教精神,为周边国家所尊重和取法。特别是《大明律》强大的影响力,使日本、高丽、安南、琉球等都成为中华法系所覆盖的国家。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一行到中国考察,随行学生、僧人等多留居下来,有的达30年之久。这些留学生僧人回到日本后积极推行法制唐化,认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


 



 

    此后,日本陆续派出近20批遣唐使,其中多为学习中华法制。这批人员学成归国后,建议当政者将中华法制移植于日本社会,使得日本模仿中国确立了律、令、制的法律体系。


    唐高宗咸享二年(671年),日本在学习《唐令》的基础上颁布《近江令》。


    唐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日本编纂完成以唐初律令为蓝本的《天武律令》。


    武则天周长安元年(701年),日本建元大宝,编成仿唐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令11卷。《大宝律令》为古代日本最为著名的法典,是日本大化改新以来推行唐化的成果。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日本藤原不比等修订《大宝律令》,制定了《养老律令》。这标志着日本一个世纪以来仿唐化的律、令、制改革的完成。


    明清时期,日本开始对《大明律》和《大明会典》进行研究。


    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位期间(1716-1745年),大力推行文治,宣扬儒家思想特别是朱子学,同时也注重整理法律令。据载,德川吉宗于继任将军之前已经读过《大明律》,在继任将军以后的享保五年(1720年)命纪州藩的大儒高濑习朴撰《明律译义》。


    高濑在书中首列“律大义”,其中既有中国诸典籍中的有关刑政要8点,也渗入儒家人道主义、恤刑主义的思想。


    享保十五年(1730年),吉宗又命学者荻生徂徕校写《唐律疏议》,由此开始了对中国法律的重新研究;荻生徂徕还撰成《明律会典译解》进呈。这说明,当时日本统治者及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特别是明律令的研究达到一个小的高潮。


    对于清律,据《德川实记》记载,吉宗曾“命官员新兵卫玄岱和其子新兵卫有麟翻译《清会典》”。


    该书还记载,德川吉宗曾于1720年和1722年两次派人到中国购买《大清会典》。当时购入的均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奉敕修撰的162卷的版本,刊印时间均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


 



 

    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后的1872年,日本在修订律例时也首先是从考察《大清律例》开始的。


    中国法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在高丽国时期以唐律为主。


    《高丽史・刑法志》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曰狱官令二条、名例十二条、卫禁四条、职制十四条、户婚四条、厩库三条、擅兴三条、盗贼六条、斗讼七条、诈伪二条、杂律二条、捕亡八条、断狱四条,总七十一条。删繁取简,行之一时,亦不可谓无据。”


    至朝鲜时代,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大明律》。


    朝鲜开国之君李太祖即位后,命群臣仿照《大明律》纂辑《经国大典》。


 



 

    世祖五年,颁布《户典》;六年,颁布《刑典》。


    容宗元年九月,《经国大典》六卷编成。


    成宗二年(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将《经国大典》全部颁行。此《经国大典》远据《周官》,近本《大明会典》,为李朝400余年之根本法规。


    直至清末,朝鲜犹参酌《大明律》编订《刑法大全》。由此可见,《大明律》《大明会典》诸书在李朝一代为其主要之法源。


    《经国大典》“序”中说:“今我殿下,德敦乎仁,礼得其序,可谓得为治之本矣。其议刑断狱,以辅其治者,一以大明律为据,故臣用其总目,作宪典诸篇。”


    安南李朝、陈朝时,也深受唐律的影响。


    据《历朝宪章类志・刑法志》记载,李太尊明道元年(1042年)颁布的《刑书》三卷、陈太尊建中六年(1230年)颁布的《国朝刑律》大都依循唐律,所谓“当初核定律格,想亦遵用唐宋旧制,但其宽简之间,时加斟酌”。


    至黎朝统治初年(1401年)编纂的《洪德刑律》,也“参用隋唐断治,有画一之条,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宪”。就其内容而言,不仅有十恶、八议之条,其他如卫禁、军政、户婚、盗贼、好淫、殴讼、诈伪、违制、杂犯、捕亡、断狱等均源于唐律。


    琉球法律也深受明清律的影响。


    清光绪二年(1876年),琉球王尚泰在答复日本的文书中写道:“夫国体国政之大者,莫如膺爵、赐国号、受姓奉朔、律令体制诸钜典。敝国自洪武五年(1372年)入贡,册封中山王,改琉求国号为琉球;永乐年间赐国王尚姓,应奉中朝正朔,遵中国典礼,用中朝律例,至今无异。”


    张晋藩先生认为,相邻国家对唐明法制倾心向化并纷纷接受中华法律制度不是偶然的,除了归因于唐律的伦理色彩、科学化、完备性,还要归因于各国农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重伦常关系的宗法影响、儒家纲常名教思想的吸收以及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


    中华法系内含的重农的经济特点、孝亲亲伦的伦常观念、尊君的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严纲常倡仁政的儒家思想等,不仅是中国的国情因素,对于相邻诸国来说也有其相似之处,这是其能够接受中华法系的内在根据。


    如果说中国是中华法系的宗主国,那么,相邻诸国就是中华法系的卫星国。这种关系维持了一干余年,直到晚清才宣告结束。




原文标题:立法史:日本、朝鲜仿唐化立法为何沿袭了100多年时间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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