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依靠神明答疑解问的倾向 为何中国却成了例外

发布时间：2020-03-27 作者：

    决斗断讼，就起源而言，单纯只是一种规范模式。正如我们所见，早期人类出现了一种诉诸神权的申诉。人们借此自我催眠，认为神明会进行干涉，并且使格斗事项按照永恒的正义进行。



    决斗断讼，就起源而言，单纯只是一种规范模式。

    正如我们所见，早期人类出现了一种诉诸神权的申诉。

    人们借此自我催眠，认为神明会进行干涉，并且使格斗事项按照永恒的正义进行。

 

    据此，我们发现在几乎所有种族的宗教历史中，都有一种对神圣存在的信仰，伴之以这样的期待：

    每当人类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便放弃自己的判断力，以自身有限的理性作为试金石，试探造物主不可思议的力量。

    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指望神明展现力量，而且希望天意的干涉，可应请求而发生。

    如此一来，奇迹被指望着如同日常之事般、理所应当地发生。

    每当人类选择以正义的承诺和不公的威胁试探神明的时候，自然法的法则就会被搁置一旁。

    在加洛林王朝的法令集中，有这样一个段落——有力地展现了在虔诚信仰掩盖下最恶劣的不虔诚做法：“有疑问的案件，让神来裁决吧。”

    “法官们可以裁定哪些是他们确知的案件，而那些他们无法确知的，应当留给神判裁决。被神亲自裁判者，不可用凡人方式追责。”

    “因此，不要提前裁断任何事，直到我主降临。他不仅将隐藏的黑暗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且会为我们指明心之所向。”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查尔斯·李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迷信，被以基督教信仰的形式崇高化后，它可能被看作一种人类进化途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中国成了例外。

    在基督教时代来临的五百年之前，中国引人注目的思想，就已在君王和孔夫子的圣贤之书中得以体现，其形式被发现与今日之正统理念相差无几。

 

    在最受推崇和最有权威的中国圣书《尚书》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基于终极力量“太极”的哲学理论——它们纯粹是理性的。

    虽然某些形式的占ト被实行，甚至被命令执行。

    但是，除了周穆王（姓姫，名满，西周第五代天子）对他的法官们审理刑事案件的指示中，提及“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外，对诸如这般做法的直接干涉，从未发现有进一步相信的表示。

    于是，严格遵循这样的哲学，现代中国法学没有提到任何由证人提供的事实之外的证据，而且甚至没有要求也没有采取“发誓”这样的司法程序。

    在1626年，发生了这么一个故事：博学的王仪博士有两个仆人，一个愚蠢，一个狡猾。后者从主人那里偷了一笔钱，并栽赃于无力自证清白的同事身上。

    于是，无辜者被绑在旗杆上，贼喊捉贼者被安排彻夜看守他。

    午夜时分，旗杆轰然断成两半，上半段正好砸在真正的罪犯身上，致其死亡，而那位无辜的仆人则毫发无伤。

    第二天早晨，死者的财物受到检査，从中发现了被偷走的钱，就这样完全证明了他试图嫁祸对象的清白。

    尽管成文法遵循着严格的唯物主义精神，但至少在中国的部分地区，这样的信仰自然而然地体现于非常规司法程序之中，成了一种在缺乏证词的情况下所采用的奇特神判方式。

    如果一位心灵受创的丈夫将通奸的妻子逮了个现行，那么，他就有权将通奸的双方当场杀死。

    但是，他必须割下他们的头颅带至最近的治安长官处，在其面前证明自己的无辜并说明事实真相。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常常缺乏外部证据，通常的审判模式是将两颗人头放在一大缸被用力搅动过的水之中。

    在漩涡中，人头自然会聚拢到中心。此时，如果他们呈现后脑相对的状态，那么被害二人就会被宣告无罪，而那位丈夫将会被按照谋杀罪论处；如果两颗头颅面对面相碰，则丈夫的陈述就会被采纳，他会被处以温和的杖责，以警戒：妻子应当被更好地看管，而且会被给予一小笔钱，帮助他再购买一位配偶。

    同气连枝的日本文明，则更加受到“向神明寻求解疑”做法的诱惑。

 

    在古代日本，神明裁判的方法被普遍使用，犹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一样广为人知。
至于决斗断讼和沸水神判，后者在虾夷（AInos）或者说土著居民中，依然作为习惯采用。

    直到现在，对抗者双方还是可能被要求将手伸入滚沸的热水中，受伤最严重者会被判为有罪；而无辜者被认为只会伤及皮毛，不日便会痊愈。



原文标题：人类有依靠神明答疑解问的倾向 为何中国却成了例外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