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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提出将“监禁”作为惩罚手段的人是谁

发布时间:2020-07-08 作者:


    从1644年到1911年,中国清朝的司法制度朝着现代化方向大踏步地迈进。减少极端肉刑的迹象已初露端倪。


 

从1644年到1911年,中国清朝的司法制度朝着现代化方向大踏步地迈进。减少极端肉刑的迹象已初露端倪。

在此时期,于1699年首次出版的《福惠全书》成了地方行政官定罪量刑的指南。

作为17世纪中国的百名地方行政长官之一,作者黄六鸿指出,“今日所用之刑具轻于旧日……做惩戒之用,当使竹板”

按照书中所述,竹板有不同种类。重的用于惩罚强盗、暴徒和“受贿的衙役”,中等的用于“普通案件”,轻的用于惩戒“拖欠税务或涉案轻微的无知乡民”。


 

 

对于在审讯中拒绝招供的人,会使用拶刑夹脚踝,也会让罪犯戴枷示众

手铐脚镣是为了防止罪犯逃脱。虽然得到法律的认可,但这些刑具的使用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脚踝夹只能用于拒绝招供的杀人或抢劫犯罪嫌疑人。

根据大部分记录,这种刑罚由经验丰富的行刑手操作,他们深知把握力度、避免罪犯意外死亡的必要性。

正确的做法是,将罪犯的双足穿过三块木板的孔洞,用绳子从两侧渐渐拉紧木板,既要给罪犯造成极大痛苦,又不能“让血液瞬间冲上心脏”。如果手法不合适,脚踝就会被夹碎。

有些罪犯知道自己可能面临怎样的拷问,会事先服用软骨剂。据说无论脚踝被夹得多紧,这种药物都能防止骨头受伤。

总而言之,除了脚踝夹和拶刑,其他拷问是不被允许的

枷刑常被用于包括道德堕落在内的种种罪行,且一般公开执行。不法之徒会被剃掉头发,让他无法逃避众人的目光,希望以此达到遏止再犯的目的。

这种戴在肩颈部的刑具很单薄,目的是限制罪犯的活动,通常只用于惩罚本地的流浪汉和无业游民。

枷刑不适用于高等阶层的人,因为它所带有的侮辱性质对于士族阶层而言,比死亡更不可接受。

中华法律中有个更有趣的原则叫反坐,或称“报应”。任何诬告他人的人都要按被诬告者所受的惩罚论处,包括绞刑、斩首和其他惩罚。

如果在被诬陷者受刑之前就发现其系被诬告,则诬告者会被笞打100棍,并被永久驱逐出住所至少3000里。

中华法律中规定了7种杀人罪,每种各有不同的惩罚。

预谋杀人,主犯斩首,同谋绞刑。越货杀人罪行最重,所有共犯一律斩首。如果是意外致人死亡,法官有自由裁量权。

“徒手、持棍棒或其他武器,或以其他种种方式”杀人,无论是否出于意外,“都应依律按纷争中杀人或伤人罪处罚”。

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有可能是死刑,但法官在审判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事实上,行凶者可以向受害人家庭支付赔偿金,以花钱买命的方式让自己免于刑罚。


 

 

1793年,一支英国远征队来到中国,试图打开中国对西方的贸易大门,这行人中有一名官员带着他12岁的儿子托马斯·斯汤顿(Thomas Staunton)。

年轻的斯汤顿当时写了一篇日记,其成熟与坦率令人惊叹。

他说,死刑“很少在未经皇帝批准的情况下执行,但遇紧急情况时,比如叛乱或煽动叛乱,省级总督也可下达死刑命令”。

不过,与很多一手材料类似,斯汤顿的发现也经不住深究。

他称大体而言,被判了死罪的罪犯会被送往北京,而在那里,罪犯通常会得到特别法庭减刑。

他还解释说,死刑处决一年只有一次,在秋季。每年有200名罪犯被处决。

从大部分记录判断,他的数据似乎过少。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当时法国的人口是中国的1/12,每年仍有数百起死刑判决。

根据另一名观察者南弥德神父(Father Amiot)的记录,秋季处死罪犯并不只限于北京,“所有省会”亦然,除非皇帝大赦,否则有的省每年都会处死数百名罪犯。

尽管如此,无论你是否认同年轻的斯汤顿的发现,他关于中国刑罚似乎“比彼时英国用绳索绞死窃贼的做法”更温和的观点是很难被驳斥的。

中国最早提到将监禁作为惩罚手段的是孔子

他在《书经》——一部据说由他编纂的文献汇编——中写道,早在公元前2300年,尧就曾放逐三名政治犯,并对另一人给予“严格监禁”的惩罚

另一项关于早期使用监禁手段的证据,出自一块出土约公元723年的石碑,碑文注明佛教寺庙应建在监狱附近,这可能是为了促进罪犯的改造。

不过,尽管有这些粗略证据,那些监狱很可能只不过是地方城堡和要塞里的土牢

到了清朝晚期,县级行政官员判处的刑罚主要是罚金、杖、劳役、流放和死刑。彼时,监禁尚未成为法定的惩罚手段,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嫌疑人等待审判、已决犯等待流放或处决期间短暂使用。

文献中提到土匪和杀人犯在处决前会被打入“暗牢”。

18世纪末,中国人口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这导致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崩溃。于是政府开始扩大流刑的适用范围

刑罚史学家冯客指出,这种放逐制度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法国和英国的流放,而且也是作为一种比死刑更仁慈的替代手段。

在朝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鉴于已有的刑罚体系日趋不合时宜,19世纪60年代,中国向海外派出使节寻找其他的替代手段。

他们的第一站是1842年刚刚完工的伦敦本顿维尔监狱

这座基于单独监禁、静默化管理理念的监狱,最初被用于监禁等待被流放至澳大利亚的罪犯。

参观者很快便得出结论,认为这或许是替代流放的可行手段,因为监狱更能体现“悔过和自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不仅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与他们对现代监狱的认知一致。

中国的刑罚学一直落后于西方,直到20世纪初受日本西式监狱改革影响,才修建了第一座现代监狱。

一名杰出的中国监狱专家指出,“监狱改革只有在全新的政治秩序出现时,才会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始于1895年的帝制崩溃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不过,直到那时为止,中国的刑罚手段仍以劳役为主,包括制砖、做被褥和草帽、编织、制造丝网和印刷。

与其他地方类似,女犯会被分配从事对性别要求较高的工作,比如缝纫、织布和编织。


 

 

第一座现代监狱于1909年在北京设立,此后,其他省份也纷纷基于本顿维尔模式建起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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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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