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古代有的官员写的判词妙趣横生,最短的判词只有一个字。
《小豆棚》卷八载:一寡妇想改嫁,但遭到家人阻挠。她向官府呈上状子:“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壮而鳏,叔大未娶。”官府遂令其改嫁。
这个故事后来被演绎得有声有色。
状子曰:“豆蔻年华,失偶霜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
知县接状,挥笔判了一个字:“嫁!”
《小豆棚》卷八所载,史上是否真有此事,小编无从考证。但小编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却有过“一句话”的“红头子”文件。
这也可能是世界上执政党制定的最短的一份规范性文件,可惜的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却似乎已经把它“遗忘”!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通往外界的每一个路口,都被持枪武警把守住了。
从1992年底一直等到1993年开年,禹作敏,曾经的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他最盼望邓小平或者江泽民能去视察一次,可是,禹作敏没能等来邓小平和江泽民。
江泽民在这一年视察农村工作时,见了另一位党的书记——荆门市团林镇党委书记李玉森。这位基层干部不擅长阿谀奉承,也不懂得规范化的工作汇报。
他向江泽民提了一沓民间顺口溜,“农村干部雄赳赳,又催种来又催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这仿佛是跟熟人谈他们镇子上的事。
但江泽民拿出本子记下了这些以口头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民间智慧和农村问题。“农民负担”这个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江泽民在见到李玉森之前,已经收到过安徽省蚌埠市庞庄不识字的农民庞文全画出来的一封信。
信中的图画告诉总书记,农民的提留是多么重的负担,基层官员的薪俸、行政、吃喝拉撒都由提留来负担。有些地方官甚至用提留来抵消欠农民粮款时所开具的白条。
江泽民于是问身边的荆门农民,白条是不是兑现了?不料农民告诉他:“不是政府给我打白条,是我欠政府的。卖粮收入不够政府的提留。”
湖南农妇自杀、湖北农民冲击政府、四川农民控告政府,这些都发生在江泽民在武汉召集六省省长讨论农村问题和农民负担的那个冬季……
孟云剑 、杨东晓 、胡腾在《共和国记忆60年之编年纪事》(中信出版社出版)中记下了1992年冬天的这些事,却没有记在同时发生在四川省政府的另一件事:
那年冬天,王希龙从省政府办公厅保卫处调到省政府法制局行政执法监督处工作。
次年三月,他去见局长蒋明政,说准备下去调查一下。蒋明政问他,调查什么?他说,现在农民负担闹得很厉害,就调查一下农民负担吧!地点就是广元。
蒋局长同意后,王希龙就请办公厅派了一部车,带着刘宗德等二人到广元跑了剑阁、旺苍两个县。
调查回来后,蒋明政召开办公会。王希龙汇报说,从下面跑的情况看,问题很严重,各地搞的农民负担监督卡都是假的。有的地方农民一年挣的钱,还不够交农民负担的钱。有的地方农民实际交的钱,是上报数据的两三倍。是不是需要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一下?
蒋局长听了后,就说,你先写个报告吧!
调查报告写好后,蒋明政做了修改,然后报给常务副省长谢世杰、省长张皓若。两位领导很重视,又报给省委书记杨汝岱,叫省委农工委起草一份文件发下去。
据王希龙回忆,“当时开了一个会。省政府常务副秘书长王能典曾任过省委农工委副主任,他又负责联系农工委。在会上,他说,农民负担,省委、省政府发过多个文件。我想,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够多了。说多了干啥呢!我们干脆就搞一句话,凡与《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不一致的一律废止。行不?”
后来,杨汝岱、张皓若、谢世杰几位领导也赞成。于是,就以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名义发了一个1993年5号文件,全文只有一句话:
“凡与《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不一致的一律废止。”
小编知道,这一句话实际上是出自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1991年7月27日通过的《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过去制定的有关农民负担的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同时废止。”
正准备出版的由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甘道明为总顾问编着的地方立法实纪丛书《农民负担立法始末》,详细地记录下了这个一句话“红头子文件”出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