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立法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7-06-23 作者：吴悠

    如今，人们提到法律，就会联想起一册一册的法律典籍、一叠一叠的司法卷宗，很难想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不使用文字的法律时代，事实上，早期的法律并不是用文字来记载，而是完全依靠人们的记忆力来保存的，重要的法律规则要靠贵族或祭司等少数人来记忆。


 

    如今，人们提到法律，就会联想起一册一册的法律典籍、一叠一叠的司法卷宗，很难想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不使用文字的法律时代。

    事实上，早期的法律并不是用文字来记载，而是完全依靠人们的记忆力来保存的，重要的法律规则要靠贵族或祭司等少数人来记忆。

    古代帝王发布的法令，称之为“诰”“誓”等，是一种口头命令，后来才用文字记录。君主的“君”字，象形为一只持权杖的右手和一张发号施令的嘴，更为形象的表现了“口头约束号令”。

    当平民的力量逐渐强大后，随着激烈的斗争，贵族垄断法律的情况才逐渐被打破，于是法律开始用文字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推动着社会进入成文法时代。所以，法律的文字化和公开化相辅相成，几乎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法律就处于习惯法时期。有些习惯法在西周时经统治者的整理编篡，并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系统化的法律。用文字记录的习惯法虽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文法——因为许多具有法律效力的铸之于礼器之上的规范性文献，如“约剂”“盟誓”等都藏于奴隶主贵族之家。

    成文法制度的成熟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司法经验的广泛积累和立法技术的基本成熟；二是要有较为发达的文字，法律才有可能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夏朝，却直到公元前536年才公布成文法。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在形式上保守，内容上陈旧，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打破旧的法律传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便在一些诸侯国中陆续出现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一）郑国“铸刑书”。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二）邓析的“竹刑”。邓析是郑国的大夫，公元前530年，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之上，称为“竹刑”。最初属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在郑国流传并为执政者所接受，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三）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

    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与尝试，成文法的制定与公布，无疑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事件。它宣告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中国奴隶制法律形态的结束和成文法的诞生，从此，将开始一种新的法律形态——封建制法律形态。

    此后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进行变法改革，公布法律；同时，成文法的公布，对后世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它拉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为历代封建王朝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秦汉以后封建法制的榜样。

    从制度层面上来讲，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成文法的公布，有利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将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固定下来，为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可见，它不仅推动了我国法律发展的进程，也标志着我国社会制度的断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吴悠/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