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恺：古代为何明令对状纸“一字不改”？

发布时间：2018-07-16 作者：周恺

    状纸在中国古代的作用远远大于现代。古代的状纸规矩颇大。每一份状纸都有固定的字数限制，不能超出。否则就不予立案。而且必须“一字不改”。就是状纸上写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将来诉讼中不能有丝毫更改，即使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能更改，要以状纸为准……

    “状”又叫“书状”，是诉讼中当事人向法官陈述用的文书。现在的起诉状、公诉状、答辩状等都属于此类文书。诉讼以“状”开始，而以“判”结束。自古以来它就是非常重要的诉讼文书。

 
    我们经常在一些戏剧、电影中看到它的身影。如京剧《铡美案》中就有包公读秦香莲状纸的一段唱：
 

    驸马爷不必巧言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香莲状，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抛妻子灭子，悔婚男儿招东床。状纸押在我的大堂上！

 

 
    这段唱腔非常有名。在包公与陈世美激烈的争论中，状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期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书状”。

先说说“状”字从何而来

    据《说文解字》解释，状，貌也。它指外貌、状况。从这个字义可以看出，状这种文书主要是描述案情的。就是告诉法官发生了什么事情，描绘一下案件的“外貌”，所以叫“状”。

    起诉状就是原告陈述案情；答辩状就是被告陈述案情；公诉状则是检察官代表国家陈述案情，其地位相当于原告。

    可以看出，这种文书的本义是以叙述事实为主，说理倒在其次。想一想，这是很有道理的。

    当事人就是陈述案情的，法律适用是法官的责任。状叙事，判说理，分工合作清楚明确。

    德国有一种审判思路叫“你给我事实，我给你法律”——即当事人告诉法官事实，法官告诉当事人法律。书状作为当事人的文书，当然就是以叙事为主了。

    然而，状中叙述什么事，怎么叙述，都是有讲究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说明一定的道理和要求。没有人写状纸是为了讲故事。

 

清乾隆年间的“寡妇改嫁”案
 

　  清乾隆年间，一寡妇想改嫁，但遭到家人与邻居的阻挠，她就向官府呈上状子：“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县接状，挥笔判了一个字：“嫁！”

    在这个例子中，寡妇叙述了几个事实：自己豆蔻年华、守寡、公公尚在壮年、小叔已经渐渐长大，都是有特定目的的，都是要说明自己应当再嫁，以免寡居日久出现家庭丑闻。

公诉词、辩护词、代理词都是“有声状”

    书状虽然都是写在纸上的，但有些书状却主要是用来读的，这就是书状中的“有声状”。

    可以说，公诉词、辩护词、代理词都是有声状。这些书状主要是检察官和律师在法庭上辩论时使用的，都是要读出来才有用处的——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的法庭发言，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曾激励无数的少年，投身法律行当，希冀自己有一天也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在这方面，检察官和律师有优势。他们不仅要靠笔吃饭，而且还要靠嘴吃饭。他们在法庭上必须得说。法官则相反，他得“慎言”，在法庭上说话没那么重要。

 

    所以书状里有“有声状”，判词中就没有“有声判”了。检察系统时常举办辩论比赛，法院却没有这个项目。确实是业务性质的差异造成的呀！

    状纸在中国古代的作用远远大于现代。古代的状纸规矩颇大。每一份状纸都有固定的字数限制，不能超出。否则就不予立案。而且必须“一字不改”。就是状纸上写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将来诉讼中不能有丝毫更改，即使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能更改，要以状纸为准。

两个著名的“刀笔吏故事”

    案例一：“大门进入”与“犬门进入”

    清朝乾隆年月，有个小官人叫胡长龄。在他做官的地方，有一案子判得“惨不忍睹”。原来，十来个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便跟着一个无赖入门盗窃，进门时没留神儿，从“大门”走了进去。大清刑律规定，凡盗窃，只要是从大门入内就算“明火执仗”，因而不分主犯从犯，一律问斩。这样，那伙农民必死无疑。

    胡长龄看了一下卷宗，发现他们一被拿获，就从实招认了，既是从犯又是初犯，而且追悔莫及。他便对主判官说：“救人一命吧，他们可是罪不当刑。在‘大’字上加个点，变成‘犬门’就行了。这可不是贪赃枉法。”主判官也同情这伙农民，于是就在卷宗“大”字上挥上一点。“犬”门肯定很小，既是小门，说明窃犯胆小，因而不像“明火执仗”那样有严重的危害性，法律是从轻发落的。就这样，十来个农民免遭一死。

    案例二：“用刀杀人”与“甩刀杀人”

    旧社会有一个财主的儿子用斧头伤人被抓，财主为了救出儿子，高价聘请了一名师爷，想私下修改状子来减轻罪名。这位师爷很善于玩文字游戏，为了让财主儿子逃脱，他冥思苦想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出了破绽:将“ 用”斧伤人 改成了 “甩”斧伤人，这样一来，故意伤人就变成了过失伤人……

 

小编评析
 

    两个故事中，之所以改一个字就能让案件翻转，就是因为古代的文牍主义，法律文书上一个字不允许修改。民间有俗语：“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出”，讲的就是这个情况。

    这状况好不好？我们曾经以为不好。认为这是旧法的形式主义。所以现在起诉书可以修改，公诉书可以修改，答辩状可以修改，甚至法庭上说的话都能以重大误解为由修改。甚至面目全非，与原来的文书“一字不对”都可以。

    这种状况，势必造成了许多问题。

    就说公诉状吧。检察机关可以一次次地变更罪名，重复起诉同一个被告人。最初的公诉状控告写的是侵占，后来改成了行贿，再后来又改成了挪用；最初可以是杀人，最后诉成了偷税。

    如此随意的变更诉状，为的就是避免国家赔偿，掩盖当初草率起诉造成的错误。更有甚者，抓人找案。先随便估计个罪名将人抓起来，再严刑逼问，找出实际的罪行来起诉。

    据闻，台湾有个检察官曾经拍着法典威胁被告人：“这么厚一本六法全书，我就不信找不出一条罪名来办你！”——还真是如此！

    大多数人还真是难免有些越界的事让人抓住把柄。这种“一字不对”的公诉状助长了公权机关的懈怠和专横。如果提交到法院的公诉状在将来的诉讼中必须“一字不改”，这种状况就会好很多。

    还有民事案件中的起诉状。有些当事人为了规避管辖等目的，随便先写一个文书，立了案之后再反复修改。变案情、变金额、变标的、变理由、变被告、变地址，最终的起诉状已经与当初的面目全非。

 

    毫无疑问，这样随意地变更法律文书，让司法的严肃性荡然无存。所以，现在看来“一字不改”的诉状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原文标题：古代为何明令对状纸“一字不改”？——由两起著名的“刀笔吏故事”谈起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周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