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人：“读书万卷不读律 致君尧舜知无术” 苏轼当年是怎样读书读律的

发布时间：2019-05-08 作者：

    苏轼《戏子由》诗中所说的“致君尧舜知无术”的“术”，是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特别是韩非提出“法术势”三者并用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可见，苏轼读书读律的倡导意在说明只有精通法律才能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他与韩非所论证的术，角度不同，但有相通之处。


 

    北宋前期科举分为进士、明经、诸科等科目，在考试内容上仍然仿唐制，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而且对于平仄、对偶、押韵都有严格的要求。

    仁宗时欧阳修、范仲淹提出先试策论，以使天下举子留心治乱之道。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改革贡举后，逐渐变为进士一科。进士省试罢帖经、义、诗、赋，改试以经义、论策。殿试也由原来的诗、赋、论三题，改为试策一道，以便举子向皇帝谈古论经，建言奏事。

    由于宋初皇帝务实求实，作为治国之具的法律自然进入皇帝的视野。他们非常重视运用法律管理国家和控制社会。

    太祖曾说：“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

    太宗也反复告诚臣下：“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

    仁宗更将法制作为图治的首要条件，他说：“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

    在上述尊法重法的思想影响下，宋朝皇帝多“究心庶狱”、“临轩虑囚”，积极开展立法活动，加强法制建设。

    太宗时期，在“经生明法，法吏通经”的思想影响下，创建了“明法科”，使法律进入科考领域。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又命“诸科始试律义”。遂使法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神宗改制时，为了进一步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学风，“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科举试法起着某种导向作用，激发了“士人”学法习律的积极性。如同神宗时大臣彭汝砺所说：“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进之，而无不言法令。”

    苏轼在《戏子由》一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从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撰写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明他是读书读律的。此文受到主考官梅尧臣和欧阳修的赏识，拔掘为第二名。至礼部复试时，他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名。

    苏轼《戏子由》诗中所说的“致君尧舜知无术”的“术”，是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特别是韩非提出“法术势”三者并用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韩非所说的术就是“君人南面之术”。他说：“术者，因任（能）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

    可见，苏轼读书读律的倡导意在说明只有精通法律才能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他与韩非所论证的术，角度不同，但有相通之处。

    在《戏子由》诗中，他还写了“头虽长低气不屈”，“道逢阳虎（春秋鲁国以“陪臣执国政”的季孙氏家臣）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的诗句，表达了他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受到新党的压制抑郁和矛盾的心理状态。这在苏辙《次韵子瞻见寄》诗中表述得更加明白。

    苏辙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在为官的过程中，政见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既反对王安石改革时的新党，也对此后的旧党颇有微词。因此，同时为新旧两党所不容。他在诗中所说“自从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无术”，意在讥讽王安石变法时加强立法，使得社会受到法律的控制，即使深山更深，也无所逃于法律的束缚，诗句中所说“弹効未至理先屈”，表达了对其兄迭遭文字之狱的愤懑。他在诗中还大胆地提出了“繁刑弊法”实为“公耻”，并且以汉贾谊、楚屈平之不得见用，略以自慰：“贾生作傅无封事，屈平忧世多离骚。”

    苏辙在另一首诗《送傳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中赞美东汉郑玄“千载遗风”加惠“后生”。

    郑玄，字康成，东汉经学大师，他不仅说经，而且引经解律，使律学附庸于经学。一时之间，通经解律成为士人向往的学风，也是东汉律学的一大特点，其影响及于魏晋。苏辙诗中说：“胶西前辈郑康成，千载遗风及后生”，“旧学诗书儒术富，兼通法律吏能精”。正是对于郑玄所开创的说经解律代学风的赞颂，也反映了当时读书读律、既崇儒术亦申律学的时代特点。

    曾经作为苏轼座师的梅尧臣在《长歌行》中，也描述了北宋时期运用法律控制社会的情景，诗日：“富贵拘法律，贫贱畏笞榜。”也就是说，富贵之家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東，不得妄为；至于贫贱之家，也应畏惧法律的制裁，即所谓“笞榜”。而不敢为非，表达了宋初以来运用法律控制社会所取得的效果，也显示了梅尧臣重视法律的法观念。

    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诗人，他关心民瘼，对于百姓在赋役盘剥下的艰苦多有同情。在他最负盛名的《陶者》诗中所云：“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就是对贫富悬殊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的控诉。

    他甚至在诗中作了这样的描写：“世人何恶死，死必胜于生”。由于他为诗写实，时人称颂其诗直可作史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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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