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权为何应归国会？不妨听听当年民国议员秦广义的一番豪论

发布时间：2019-05-08 作者：

    大理院之司法官对于各种法理虽甚精通，而于当时宪法制定之精神实恐未必尽悉。在秦广礼看来，尽管在学理上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是成立的，但在事实上却并不可行。因为，一方面大理院的法官不一定能够胜任，另一方面大理院也并不一定有实力去行使这种解释权力。

 

    1916年至1917年，民国国会第一次复会。

    在1916年9月至1917年5月的制宪会议上，关于宪法解释权的问题，原案主张由宪法会议解释之，而修正案提出由大理院解释之。对此，存在着三种意见：

    一种是主张借鉴美国模式，由最高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

    另一种意见则是主张采用欧洲大陆模式，由国会行使宪法解释权；

    第三种为调和性的看法，主张由大理院行使最初解释权，宪法会议享有最终裁定权。

    据吴宗慈先生所著《中华民国宪法史》载，当时，主张由最高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的，有众议员曹玉德、参议员王正廷和汪荣宝。

    主张由国会行使宪法解释权的，有秦广礼、汤漪、孙润宇、龚政。

    针对曹玉德和王正廷的发言，秦广礼指出：“本员对于第一百十二条系反对修正案赞成原案者。

    如曹议员之说纯系宪法学理上之研究，本员亦颇表示赞同，惟以之制定条文，其势终难适用且并无优点之可言，盖宪法条文之制定在求适合本国之国情。

    若谓最高法院之司法官系终身职，可以调和行政部与立法部之冲突，使得其平。要知此为学理上之解释，在事实上终不可通。

    况宪法为一国之母法位于各种法律之上，质言之，即为一国诸般法律之根本法，所谓法源是也。

    大理院之司法官对于各种法理虽甚精通，而于当时宪法制定之精神实恐未必尽悉。且从解释论，当注重在大理院机关能否胜任一层上，不能偏重于大理院之司法官个人学术上，何以言之大理院究竟能否超脱立于行政以外，能否克尽人职？

    再就我国国情方面着想，将来司法果能独立，是否有实在势力不能使生偏颇之象，此为一种问题，试以已往之事实言之。

    当民国二年时，大理院果能依据法理解释约法，则国会必不至于解散。设国会不至解散，则袁世凯必不甘冒不韪帝制自为。

    最近如同意案之咨询案，设在大理院为之解释，恐尚不能如今日之有结果。总之近一ニ十年以内殊难断决大理院必能超脱立于行政部之外，既不能超脱立于行政部之外即无实力可以依法解释。

    如谓大理院院长在宪法上系经参议院同意者，则解释宪法之权即毋妨委之于大理院，且必不致有违法之事实，然试问今日之财政总长是否当日曾经国会同意者，何以今日竟有受贿之事发生？

    故仅凭学理上之研究而制定条文，终必不能适用。

    宪法关系何等重大，何等尊严，设非有最强固且有势力之机关实不足以解释宪法，此一定不易之理。

    两院议员为人民代表，又为拥护国民福利唯一无二之机关，自足当解释宪法之任。原案之所以如此规定者，其优点即在使制宪之精神始终贯彻总不失其真像，并不因他种势力致宪法因解释而失其意味。

    又王议员谓表决之人数限制过高，将来即难免不因双方意见之抵触而终无结果，本员以为宪法会议议员即国会之议员，当制宪时之取义若何，必能深悉底蕴，绝不致有抵触之发生，使宪法条文因解释而失其效用也。

    且关于疑义之解释亦非能预有发见，至国会制定其他各种之法律亦必时防其与宪法或有抵触。所以，本员一再研索，以为原案已甚妥当，固不必予以修正也。

    有学者认为，很显然，在秦广礼看来，尽管在学理上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是成立的，但在事实上却并不可行。因为，一方面大理院的法官不一定能够胜任，另一方面大理院也并不一定有实力去行使这种解释权力。

原文标题：宪法解释权为何应归国会？不妨听听当年民国议员秦广义的一番豪论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