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供状不得定罪”：古代中国的这一立法始于何时

发布时间：2020-05-27 作者：

    西方人在讨论世上最伟大的法律传统时很少提及中国，但中国有着令其自豪的近2000年的法律体系。中国传统经由朝鲜半岛影响了日本的发展。



    西方人在讨论世上最伟大的法律传统时很少提及中国，但中国有着令其自豪的近2000年的法律体系。

    中国传统经由朝鲜半岛影响了日本的发展。

    早在公元8世纪，随着诸多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所需的要素传人日本，儒家学说、佛学和汉字也在日本被奉为范式。

 

    在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常常被视为来自亚洲的最早的外部影响，而其与西方的接触则要再过8个世纪。

    商朝（前1600—前1046年）是第一个有据可考的朝代，也是第一个有刑法的朝代。

    最早的中华法典《法经》是在早期法典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其中收录了关于盗窃和抢劫的律条，以及拘捕、监禁和审判规则。

    各种肉刑在早期的中国，都有应用其中一些是作为标记罪犯的手段。

    当罪犯带着被刺墨的脸、缺失的鼻子和伤残的双脚出现时，无言中就已宣告了罪行的存在。

    不过，被处宫刑的罪犯就不那么容易辨认了。

    对于一个试图用有限的工具凝聚起整个社会的国家而言，这部早期法典可谓一大进步。

    直到约8个世纪之后，即唐朝（618—907年）时，另一个重大转变方オ出现。

    大部分资料显示，中世纪时期中国的罪犯以青年、无一技之长的人和单身汉为主——这类人在今天通常也是犯罪高危人群。

    大约从7世纪到18世纪，法律规定没有供状不得定罪。

    法律允许法官进行刑讯，但如果有无辜者因刑讯死亡，法官及其师爷会被处决。

    法律允许的刑讯手段包括用小鞭子抽打、以竹棍笞股、夹指、夹脚踝、用皮带抽脸。

    当被告最终招供后，法官便可按照自7世纪中叶时启用的判决程序进行定罪。

    起初，中国人把最严厉的惩罚手段通称为“五刑”。不过，这一通称的实际内容已在数个世纪中发生了变化。

    在上古时代，五刑专指墨、劓、刖、宫、大辟五种体罚。

    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的刑罚较为宽松，朝廷在公元前167年废除了劓刑、刖刑和墨刑。宫刑大约是在3世纪时被废除的。

    在汉朝，除死刑和鞭笞外的所有肉刑，都被各种形式的劳役取代。

    根据公元581至583年颁布的隋律（此律令是公元624年的唐律的前身），上述五刑得到进一步调整，形成了一直沿用至现代的形式。

    这五种刑罚包括：笞（用细荆条打10-50下），杖（用粗荆条打60～100下），徒（劳役1～3年），流（流放千里之外），死（绞刑和斩首）。

 

    唐朝时期的中国或许是世界上疆域最广、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它的边界直抵伊朗和朝鲜半岛大部。

    与希腊法典类似，唐律这部中国最早的完整法典并非源自宗教，而是出于需要的人为产物。

    同其他很多社会的情形一样，依照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罪犯和受害者的关系，相应的惩罚往往有所不同。

    威胁皇帝和国家、以下犯上、破坏家庭的行为，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
犯此三类罪，通常不仅要处死罪犯本人，还要惩罚其全家。

    对于叛国罪，父亲和儿子皆判绞刑，其余家庭成员中不满15岁者连同家中的祖父母辈、曾孙辈一律充作奴役。

    根据公元653年的唐律，有233种罪行可被处绞刑或斩首。

    300年后，宋律又增加了60条死罪。

    凌迟之刑最早出现在元朝律法中。

    在1397年的大明律中，有13种罪行适用凌迟，282种罪行适用传统刑罚。

    如果有人因此以为中国滥施死刑，那么请别忘了，中国的死罪从未超过300种，与英国18世纪太平盛世时使用的《血腥法典》（Bloody Code）相仿。

    《血腥法典》指的是1688—1815年英国的刑法制度。彼时，刑法中增加了数百条死刑重罪。

    现代中国刑法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是这个国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

    在此传统中，刑法不是适用于所有居民的“客观法典”，而是被视作帝王权力的延伸。

    因此，“供词是对权威的屈服，而鸣冤则被视作大逆不道”。

    换句话说，按照唐朝律法，只有有了供词才能定罪（没有供状的案件不会被正式受理）。

    归根到底，确立司法制度是为了维护政府的权威，而不是为了保护嫌疑人的权利。

    理解中国的惩罚制度，尤其是帝国时代的惩罚制度，我们必须把握儒家学说的某些要义。

    在儒家“忠”（尊敬师长、官员和皇帝）的原则之下，古代中国的官员拥有特权地位，这使得他们有时可以“用赎金或降职的方式免于惩罚”，甚至某些特定的死罪亦可被免除。

    这种保护措施与儒家的士应以善行为天下表率的思想是一致的。

    反之，当他们未能达到这样的期许且作奸犯科时，将受到比普通人要严厉的惩罚。

    这一点在叛国罪上尤为突出，犯此罪者诛灭三族，包括父母、兄弟、妻室和子女。

    涉及儿女之道，也就是“孝”的案件，若儿子殴打父亲，可判死刑；反之，若父亲殴打儿子，可以不受惩罚。因为，约束子女乃是做父母的责任。

    另一方面，如果家中的独子被判死刑，或许可以得到宽恕，因为他是唯一能照顾父母的继承人。

    儒家的仁指的是仁爱，认为一个社会应该保护弱小。

    刑法中的规定或许最能说明此思想：未满15岁的少年、超过70岁的老者、女性（尤其是孕妇）以及精神异常、身体羸弱的人若犯罪，其所受惩罚应轻于普通人。

 

    成吉思汗在其统治时期颁行了《大扎撒》（Great Law）。

    虽然他的法律成就常常被军事功绩淹没，但值得我们在此做一番回顾。

    由蒙古帝国首领推行的这部法典，同当时其他的法典有很大区别。

    它既非基于神明的启示，也非承袭自定居社会的古老法典，而是整合了数个世纪以来游牧部落践行的习俗和传统。

    《大扎撒》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习惯法，但各部族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遵循各自的传统法律，只要不与《大扎撒》冲突即可。

    根据近期的一项关于成吉思汗的研究，《大扎撒》并不是一部法律汇编，而是一项持续的工作，一个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仍然不断发展的“活法律”。

    成吉思汗用《大扎撒》来控制日常生活中最麻烦的问题。他的法律大部分来源于自身的经历。

    他的妻子曾遭绑架、强奸，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成吉思汗仍将他当亲骨肉般养育，并视为长子）。

    从此，他废除了草原上绑架女性的传统，以图终止部族间的不和。

    此外，他宣布所有的孩子，无论是嫡出还是庶出，都受到法律认可，这同样来自他的亲身经历。

    他大刀阔斧地斩除矛盾源头，宣布通奸为非法行为。

    从定义上说，这里的通奸不包括女性和她丈夫的近亲发生性关系，也不包括男性和女仆以及家中的小妾之间的性关系，仅仅指来自两个不同家庭的已婚男女间的性关系，且除非这种关系引发了家庭间的矛盾，否则不被视为犯罪。

    成吉思汗的《大扎撒》仅实行了70年，在那期间，所有人都享有宗教自由。
而且与当时的西方国家不同，《大扎撒》规定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包括统治者在内。

    到了13世纪，这部法典的影响力已渗入蒙古帝国司法体系的方方面面。

    法典将死罪由233种减为135种，而且很少施用。

    成吉思汗在位34年，其中30年有记录留存。

    这些现存的记录显示，在那期间，被判死刑人数最多的是1283年为278人。最少的是1263年，只有7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当蒙古朝着限制死刑和酷刑方向迈进时，欧洲那些更“先进”的国家以及天主教会正颁布法律扩大死刑范围，以应对日益增多的犯罪。

    当蒙古人对拷问做出限制，规定只能使用藤条时，西欧人却在用越来越精巧的刑具增加罪犯的痛苦，比如轮刑架、钉板和火刑柱。



原文标题：“没有供状不得定罪”：古代中国的这一立法始于何时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