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范仲淹是怎样作官的

发布时间：2012-10-19 作者：

敢说真话，犯顔直谏

    范仲淹的忧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敢说真话，犯顔直谏。用范仲淹的话说： “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用欧阳修的话说：“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

    仁宗属于“能君”，他有他的主意，对范是既不全信任，又离不开，时用时弃，即信即离，类似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而范仲淹既有独立见解，又有个性，这就构成范仲淹的悲剧人生。

    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不是知道这一点，每次被贬他就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后四次被贬出京城。他从27岁中进士，到64岁去世，一生为官37年，在京城工作不到4年。

    1028年，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逑、魏忠贤等，都是这样爬上高位的。但是，范仲淹的“忧君”，却招来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谪贬。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经20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朝中实际上是两个“君”。一个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个实权之君刘太后。这个刘太后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亲真宗的一位普通后宫，只有“修仪”名分，但她很会讨真宗欢心。皇后去世，真宗无子，嫔妃们都争着能为真宗生一个孩子，好荣登后位。刘修仪自己无能，便想出一计，将身边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给皇帝“伺寝”，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入宫中，作为己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刘随即因此封后，真宗死后她又当上太后，长期干预朝政，满朝没有一人敢有异议。

    范新入朝，就赶上太后过生日，要皇帝率百官为之跪拜祝寿。范仲淹认为，这有损君的尊严。君，代表国家，朝廷是治理国家大事的地方。怎么能在这里玩起家庭游戏？皇家虽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礼国礼不能混淆，便上书劝阻：“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干脆再上一章，请太后还政于帝。

    这一举动震动了朝廷。那太后在当“修仪”时先夺人子，后挟子封后，又扶帝登位，从皇帝在襁袍之中到现在已20年，满朝有谁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杀出了个陈咬金，一个刚来的图书校勘管理员就敢问帝后之间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这种不懂家规的臣子？他即刻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任副长官——通判。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处江湖之远，时时想着能伴君左右，为国分忧，第一次进京却一张嘴就获罪，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阁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饭碗。

    范仲淹第二次进京为官是三年之后，皇太后去世。也许是皇帝看中他敢说真话的长处。就召他回朝做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

    我国封建社会的政府监察体制分两部分。一是谏官，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二是台官，专门弹劾百官，合称台谏。到宋真宗时会，谏官权已扩大到可议论朝政，弹劾百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台谏制度有其一功，它强调权力制约，是中国封建制度中的积极部分。便是皇帝也要有人来监督，勿使放任而误国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到溥仪共334位皇帝，就曾有79位皇帝下罪已诏260次，作自我批评。这种对最高权力的监督和皇帝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积极的一面。

    范二次进京所授右司谏官的级别并不高，七品，但权大、责大、影响大。范仲淹的正直，当时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欢迎。这时的当朝宰相是吕夷简。吕靠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就说太后坏话。郭皇后揭穿其伎，相位被罢。吕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面收买内侍，一面默而不言，等待时机。时皇帝与杨、尚两位美人热恋。一日，杨自持得宠，对郭皇后出言不逊，郭挥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颈上。吕和内侍便乘机鼓动皇帝废后。

    后与帝，都是稳定封建政权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关国运。就是现代社会，第一夫人也会影响政治，影响国事。以毛泽东那样伟大的人，错娶江青，对他个人、党和国家都带来恶果，不堪回首。

    范仲淹知道，后一旦被废，将会引起一场政治混乱。这种家事纠纷的背后是正邪之争，皇后易位的结果是奸相专权。他联合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数人上殿前，求见仁宗。半日无人答理。司门官又出来将大门砰地一声闭上。他的犟劲又上来了，就手执铜门环，敲击大门，并高呼“皇后被废，何不听听谏官的意见！”这真是有点不知高低，要舍命与皇帝辩论了。看看没有人理，他们议定明天上朝当面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范仲淹就穿好朝服准备出门。妻子牵着他的衣服，哭着说：“你已经被贬过一次了，不为别的，就为孩子着想，你也再不敢多说了。”他就把九岁的长子叫到面前，正色说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来，你和弟弟好好读书，一生不要坐官。”说罢，头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

    “漏”，是古代计时之器。待漏院，是设在皇城门外，供百官暂歇等候皇帝召见的地方。范仲淹这次上朝是在1033年，比这早46年，公元987年，宋太宗朝的大臣王禹偁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待漏院记》，分析忠臣、奸臣在见皇帝前的不同心理。

    他说，当大臣在这个地方静等上朝时，心里却在各打各的算盘。贤相“忧心忡忡”。忧什么，有8个方面：安民、扶夷、息兵、辟田、进贤、斥佞、禳（rang）灾、措刑，等到宫门一开就向上直言，君王采纳，“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富庶”。而奸相则“假寐而坐”，“私心慆慆”，想的是怎样报私仇、搜钱财，提拔党羽，媚惑君王，“政柄于是乎堕哉，帝位以之而危矣。”他说，既然为官就要担起责任，那种“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的态度最不可取。他在这里维妙维肖地描述和揭示了贤相与明君、奷相与昏君的两个组合，还要求把这篇文章刻在待漏院的墙上，以戒后人。

    不知范仲淹上朝时壁上是否真的刻有这篇文章。但范仲淹此时，的确是忧心忡忡。他忧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乱大。这种家务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爱谁、娶谁，休妻、纳妾也没有人管。你是一国之君啊，君行无私，君行无小。枕边人的好坏，常关政事国运。历史上因后贤而国安，后劣而国乱的事太多太多。同是一个唐朝，长孙皇后帮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纠正他欲杀魏徵这样的坏念头；杨贵妃却引进家族势力，召来安史之乱。

    他正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劝谏皇上，忽然传他接旨。只听宣旨官朗朗念道，贬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庐附近）。接着，朝中就派人赶到他家，催他当天动身离京。这果然不幸为妻子所言中，顿时全家老小，哭作一团。显然，这吕夷简玩起权术来比他高明，事前已做过认真准备，三下五除二就干净利落地将他赶出京城。他1033年4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第二次进京坐官只有一年时间。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遭贬，是性格使然，还有几分书生气。这二次遭贬，确是他更自觉地心忧君王，心忧国事。平心而论，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为。君臣关系也曾出现过短时蜜月，但随即就如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范仲淹不明白，几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诸葛亮那样希望君王“亲贤臣远小人”，但几乎所有的君王都离不开小人，喜欢用小人。

    这种犯言直谏的政治品德是超地域、超时代的，是一种可以继承的政治文明。时间过了近千年，到了1979年，庐山发生了一场中共高层领导的争论。当然，有对形势和方针方面的认识问题，但也有传统的君臣政治理念和道德、人格上的问题。彭德怀当然是那个事件的一个主角，但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身上，却更集中地体验出这种矛盾冲突，而别有一种悲剧色彩。

    田的身分，有点类似范仲淹初入朝在秘阁的工作，是最高领袖的身边人。他虽对毛主席敬之如父，但在外地调查回来，却如实反映了毛不愿意听的情况。7月23日那天，他在庐山上听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讲话，更是忧从心底生。既为他所敬重的领袖犯错误遗憾，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他和几个朋友来到山顶的一个亭子里，俯瞰山下万里山河，更加心事沉沉。有人说，这空空的亭柱上怎么没有对联。田即张口愤然吟道：“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其忧国、忧民又忧君的矛盾和痛苦，可见一斑。后来，他在文革中自杀明志。于此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忧君思想在中国政治长河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