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范仲淹是怎样作官的

发布时间：2012-10-19 作者：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在一次应邀作专题演讲时，从《岳阳楼记》谈起，当年范仲淹是怎样作官的。
 
    梁衡说，千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流传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标准。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二，即忧民、忧君。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   
   
    范仲淹从1015年27岁中进士，到1028年40岁进京任职前，已在基层为官13年。

    如果说，27岁以前的“断齑划粥”，书院苦读，使他熟悉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论，坚定了他的忧国信念。这13年，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则炼就了他的忧民之心。这期间，他先后转任广德（今安徽广德）、亳州（今安徽亳县）、泰州（今江苏泰州）、兴化（今江苏南通一带）、楚州（今江苏淮安）五地，任过一些掌管刑狱的幕僚小职，最后一任是管盐仓的小吏。他表现出一个典型的有知识、有理想、又时时想着报国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为。他按儒家经典的要求，“达则兼济天下”。但是，却扬弃了“穷则独善其身”。只要有一点机会，就去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办事，并时刻思考着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稳定。

    范仲淹的忧民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为民办事、为民请命和为民除弊。
   
为民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

    他较突出的一件政绩是修海堤。1021年，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不但政府盐利受损，百姓亦流离失所，逃荒他乡。

    范仲淹只是一个看盐场的小吏，这些地方上的政务经济上的事本不归他管。但他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便一再建议复修海堤，政府就干脆任他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的县令。他制定规划，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筑堤工地。一次大浪淹来，百多人顿时被卷入海底。一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范力排众议，身先民工，亲自督战，前后三年，终使大堤告成。地方经济恢复，国家增收盐利，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人们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范，以之为荣。

    历代，就是直到今天，能为范仲淹之后仍是一种光荣。明朝，朱元璋一次审查犯人名单，见一叫范从文的人，疑是仲淹之后，一问，果是12世孙，便特赦了他。有一土匪绑票，见苦主名范希荣，再问是仲淹之后，立即放掉。可见范在民间的影响之大之远。现在全国为纪念他而建的“景范希望小学”，就有39所。

为民请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为民所系”

    关心民情，是中国古代清官的一种好品质，好传统。郑板桥就有一首名诗：“衙斋臥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么变，忧民之心始终不变。1033年，全国蝗、旱灾害流行，山东、江淮地区尤甚。时范已调回朝中。他上书希望朝廷派员视察，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又忍不住了，冒杀头之祸，去当面质问仁宗：“我们在上面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的怎能熟视无睹？”皇帝被他问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说：“那就派你去赈灾吧。”当年他以一个盐吏因上书自讨了一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从这件事情上倒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办事才干。

    他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灾后必有大疫，他遍设诊所，甚至还亲自研制出一种防疫的白药丸。赈灾结束回京后，他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鸟味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以戒宫中的奢侈浪费。他的这个举动，肯定又引起宫中人的反感。您去赈灾，完成任务回来交差就是，何苦又要借机为宫里人上一堂课呢？就你最爱表现，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

    他还给仁宗讲了他调查访问的一件实事。途中，他碰到6 个从长沙到安徽的漕运兵。他们出来时30 人，现连死带逃，还剩6 人。路途遥远，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他深感百姓粮饷和运输负担太重。他对皇帝说：“知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度无度，天下安得不困！”
 
为民除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他是一位行政能力极强的政要。他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他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

    他在西北前线积极改革用兵制度。当时因战事紧张，政府在陕西征农民当兵，士兵不愿背井离乡，便有逃兵。政府就规定在兵的脸上刺字，谓之“黥面”。一旦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孙后代都不得脱离军籍。范经调查后体恤民情，认为这“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恩”，就进行改革，边寨大办营田，将士可以带家，又改刺面为刺手，罢兵后还可为民，深得百姓拥护。

    范仲淹是64岁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积劳成疾，病体难支，但逾迸发出为民请命，大胆改革的热情。1050年，他62岁时，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只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让寺院参加进来，用平时节余搞基建，增加就业；二是大办西湖的龙舟赛事，让富人捐助，繁荣贸易；三是高价收粮，使粮商无法囤粮抬价。这些看似不当，也受到非议，但却挖掘了民间财力，杭州平度荒。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1051年，范仲淹去世前一年，知青州，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他见百姓往200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他就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诚如他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可以看出他的忧民是真忧，决不沽名，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

    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在那里明摆着，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所以“忧民”，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 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共产党，就是彻底地为人民报务。毛泽东专门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的文章。

    2004年是邓小平百周年纪念。我受命写一篇纪念文章，在收集资料时，我问研究邓的专家：“有那一句话最能体现邓的思想？”对方思考片刻，答曰，邓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可作代表，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我听后，肃然起敬。细想从 他1962年提出“白猫、黑猫”受批评，到文革后复出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忧全在百姓，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从范仲淹到邓小平，凡真心把当官看作为民办事的人，无不都时刻忧民，为民请命。。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君。他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封建社会，＂君”即是国，他的忧“君”，实际是忧国。

    无论过去的皇帝还是现在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而君臣关系，直接涉及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大政方针的推行。

    综观历史，历代的君大致有明君、能君、庸君、昏君四个档次；臣也有贤臣、忠臣、庸臣、奷臣四种。于是明君贤臣、昏君奸臣，抑或庸君与庸臣，就决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质量。而又以君臣关系最为具体。

    范仲淹是贤臣，属臣中最高一档；仁宗是不庸不昏，基本上算是能君，属于第二档。他们的君臣矛盾，是比较典型的能君与贤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