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17）

发布时间：2017-09-13 作者： 张扬

反思“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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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立竿见影”似的。1957年刚刚“大获全胜”，把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打了下去，1958年便立刻发生了很不科学和很没有知识的事件——“大跃进”，以及它的副产品“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统称“三面红旗”。

    当时十四岁的我是“大跃进”的亲历者，种种疯狂场面至今犹历历在目。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是“大跃进”中的中国把种种浮夸吹牛瞎编出来的“成果”都称为“放卫星”：“钢铁卫星”“焦炭卫星”“打麻雀卫星”“灭老鼠卫星”和“写诗歌卫星”等等。其共同特点就是统计数字扩大千百倍，甚至无中生有大肆捏造。

    例如，我们那个班本没一个人写诗歌，但市委一声令下，全班一天竟写了一千多首“诗歌”，全校第一，号称放了“卫星”――将来中国人编词典，可能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明当年的“放卫星”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最可怕的乃是“农业高产卫星”，有水稻卫星、小麦卫星、玉米卫星、棉花卫星、红薯卫星和南瓜卫星等等，每一种农作物都有“卫星”，亩产量都比正常产量大了几倍，十几倍，几十倍……

    湖南和邻近几省都是水稻产区。当时水稻亩产量不过几百斤。不料一放“卫星”，一两千斤的出来了，两三千斤的出来了，三、四千斤的出来了，还有七、八千斤的，—两万斤的，四、五万斤的，七、八万斤的，我记得最高的亩产达到十几万斤，这颗特大型“卫星”是邻省湖北“放”的。

    每条新闻都报道了这种“高产卫星”验收的时间和地点，验收人都是当地公社书记或县委书记之类，有鼻子有眼，特别是每一颗“卫星”的尾数都精确到几两几钱，不由得你不信。

    我也信了。新华社报道的，《人民日报》和《新湖南报》报道的，都是党的喉舌，都那么逼真，能不信吗？

    奶奶是农妇出身，她不相信那些“卫星”。我认为她是老顽固，老落后，“九斤老太”。

    进城的农民也大骂，说那些“卫星”全是假的。我认为他们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不然就是有其他问题，才会如此抵触，如此反动！

    我本人下乡“双抢”，每亩确实顶多只能收三、四百斤稻谷。但我认为自己视野偏狭，只看到眼前这一块地方；这儿没放卫星，不等于别的地方也没放卫星嘛。       

    我是非常相信科学和热爱科学家的。像我这样的人肯定还有不少。于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出来讲话了。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意谓“卫星”可信，形势大好；不仅如此，如果充分利用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空气、水份和太阳能等种种因素，将来亩产几十万斤乃至上百万斤也都完全是可能的……

    著名科学家的这篇著名文章对当时的极左狂潮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农业高产卫星”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亩产几百斤被吹嘘为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之后，政府就会按虚报的产量征收公粮和征购“余粮”，农民连家中最后几颗粮食都缴纳出去也还远远不够，就会饿死！后来很快发生了这种惨剧，千百万人成为饿殍……

    《毛泽东选集》中有一句我非常崇信的话：“科学家是老实人”。后来我才知道，科学家也不见得都是老实人。

    后来，在“大跃进”终于导致千百万人饿死之后，在我的年龄又长了几岁，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之后，我才懂得了那位著名科学家的诡辩术，知道了他所谓的“将来可能”是什么意思。

    “将来”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呢？人类今天已经能将某些重金属原子变成黄金，能在实验室中制造出某些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元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从“理论”上说，人类总有一天能运用化学或物质结构重组技术将岩石泥土变作淀粉、脂肪、蛋白质乃至维生素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将来不仅亩产上百万斤是“可能”的！

    然而，这样昧着良心胡言乱语的科学家毕竟是个别的；而且，即使是这位著名科学家，也还在其他场合讲过，科学家因其业务属性而在其本职工作范围内必然地本能地倾向于唯物主义，倾向于实事求是（大意）——他在这里说的倒是实话。

    譬如医生给人看病，针打错了，药品和剂量搞错了，可能致人死命；工程师造桥，弄错一种材料，算错一个小数点，都可能在火车通过时造成桥梁坍塌；航天专家一个小小失误，也许能使火箭在发射场原地或升空不久后爆炸……凡此种种，都可以使他被关进监狱。

    就是说，至少在他的“本职工作范围内”，他不能不“唯物主义”，不能不“实事求是”。他们不像当时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那些人的“本职工作”往往就是吹牛撒谎和出卖人格，而且越这么做他们越可以飞黄腾达！

    回顾一下几十年的历史就能知道，每一次极左狂潮固然都是“政治家”和“革命家”掀起来的，但每一次都少不了上述人等助纣为虐的丑恶表演。他们发挥“专长”，兴风作浪，混淆是非，千方百计泯灭人民的良知，把错误推向极致，百十倍地加深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这里暂且不谈新闻记者、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妨先谈作家艺术家。

    反右派斗争中他们又是写诗，又是作漫画，又是写文章，又是大会发言，又是大合唱，对“右派”“口诛笔伐”，恨不得“食肉寝皮”似的。连王统照那样的人，也写了为反右派斗争服务的所谓小说，作品中一个坏教授，当然堕落成了右派；还有一个好教授，好得连姓氏都是“左”，名叫“左庚”。

    当时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大风浪里的小故事》，用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手法丑化“右派”，影片中的右派不仅是“恶霸地主”出身，甚至连姓名都叫“张东曦”（脏东西）!

    作家艺术家们出卖良心，发挥各自“专长”为极左政治效命的丑陋现象从五十年代前期开始一直延续下来，1957年反右派和1958年“大跃进”达到新高潮。

    以后冷寂了几年，是因为“大跃进”导致千百万人饿死，导致“苦日子”和“瓜菜代”，上头暂时不提“阶级斗争”了，而且作家艺术家们自己也都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写不动画不动唱不动跳不动了。

    但往后刚吃上几天饱饭，“左”的东西一抬头，作家艺术家们便又忘乎所以，跟着癫狂起来，直到“文革”中被不分青红皂白“一网打尽”。

    可惜并未“一网打尽”。真要“一网打尽”了，谁来编“忠字舞”，谁来搞大合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呢？谁来踏着建国后十七年千百部优秀文艺作品的尸骨编排“样板戏”呢？或者说，谁来继续出卖良心呢？“作家”姚文元和“艺术家”江青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无物可卖。

    “文革”期间，公映过一部故事片《火红的年代》。这部影片后来也没被划入“四人帮”的“阴谋文艺”之列，因此应算“好的”或“比较好的”。

    然而这部电影中的工人非常聪明，知识分子却非常愚蠢；工人懂得的炼钢方法，总工程师却不懂，不仅不懂，还不想懂。他懂什么呢？他就懂住疗养院。用尽种种无聊手法竭力贬低、丑化这位总工程师犹嫌不足，还要让他姓“白”——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白”是什么涵义；扣上一顶“白”帽子，是足可置人于死地的！

    知识分子是“臭”的，统称“臭知识分子”。连“主审官”也这么骂我。还有，知识分子不就有那点我们所没有的知识吗？那好，我们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样采取“赎买政策”，给他高工资，让他将知识“卖”给工农兵，然后再将他一脚踢开！再往后等不及了，要搞“文化大革命”了，索性不待“赎买”完便将他们一锅煮。

    再往后，乱了套了，解放后培养的工农兵子弟也信不过了，因为他们学的统统是“封资修”，他们自己统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时代教育出来的，统统是“修正主义苗子”，“知识越多越反动”!

    对知识分子这种病态的猜忌、排斥和敌视政策真是正确的吗？或者换一个角度看，知识真的那么可怕，那么对政权构成威胁吗？如果知识能对政权构成威胁，岂不证明了那种政权的反知识、反文化、反文明和反进步的性质吗？除了法西斯，那还能是一种什么政权呢？

    即使是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它们对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知识及文明本身，也还比我们一些人聪明，也是要努力保护和发展的。因为它们知道不这样做就会落后挨打，就更容易被打垮和消灭。

    希特勒对犹太科学家的迫害，是其灭犹政策的一部分；而爱因斯坦、费米、西拉德、泰勒和冯·卡门等一大批优秀科学家被迫离开法西斯笼罩下的欧洲迁居美国，事实上给希特勒自身埋下了祸根。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上打着“革命”的、极左的旗号对知识分子实施另一种“灭犹政策”的人，真不知想干什么！

    还有，如果知识真的如此可怕，知识分子真的这么丑恶，那么，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又是怎么一回事？对他们的热烈宣传以及对他们回中国访问时的高规格欢迎又说明了什么？不要拿什么“外松内紧”之类东西来搪塞。

    事实就是我们承认了他们的伟大贡献，承认他们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因此我们赞叹他们，感谢他们——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深思一下，他们在美国能做到的事，为什么另外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物理学家在中国本土却办不到？

    不错，条件不同。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美国有条件，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没有条件？而且显然，照“左”的那一套那么搞下去，只会越来越落后，越来越愚昧，越来越没有条件的！

    作为“文化大革命”总纲的《十六条》中有一句被大家忽略了的话，却没有被我忽略：“对有贡献的科学家要加以保护。”

    对“有贡献的科学家”加以“保护”，对“一般科学家“呢？没有千千万万“一般科学家”的辛勤劳动，哪来“有贡献的科学家”呢？

    并没有洪水猛兽战争瘟疫袭来，怎么忽然要“保护”“有贡献的科学家”了？这岂不意味着占科学家的绝大多数的“一般科学家”面临着洪水猛兽战争瘟疫般的毁灭而得不到“保护”？

    事实上大多数“有贡献的科学家”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著名火箭专家郭永怀自己倒是被“保护”亦即没有遭到关押批斗，妻子李佩却因不是“有贡献的科学家”而被当作“美帝特务”关进牛棚；

    郭永怀自己也死于“文革”混乱中的飞机失事，最终并没得到“保护”。加上“文革”中那句“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最高指示”，都说明了对文化教育的无知和对科学技术的短视。

    凡此种种，不造成“浩劫”又能造成什么呢？！

    ……

    总之，从1956年到1963年，从1963年到“文革”，也就是我从十二岁到十八、九岁又到“而立”之年，我观察、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看法与“官方”文件、社论和政策所要求的截然对立。

    此外，我始终拒绝接受作家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塑造并向人群灌输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工程师）形象，坚持自己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和判断。

    在我心目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由孙中山、秋瑾、谭嗣同组成的，是由蔡元培、鲁迅、瞿秋白组成的，是由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组成的，是由侯德榜、周培源、华罗庚组成的……

    总之，他们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全部精华和优点，他们坚毅刚强，忠诚不屈，聪明智慧，正直善良，志向远大。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美丽和崇高，足以令世界上各国各民族仰视！

    ——从这种意义上讲，《归来》即后来的《第二次握手》，表达了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的看法。换一种说法就是：我自己不能成为科学家，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笔描写他们，反映他们，歌颂他们，让我的读者们像我一样了解他们，尊敬他们，热爱他们！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是我不曾想到，我的读者亦即理解我和支持我的观点的人会那么多，那么多，遍布全中国！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