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根：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人治”不是完全不依法办事

发布时间：2012-11-14 作者：

    中国古代倡导严格执法的，实际上都是儒家的徒子徒孙，包拯、海瑞都是饱读经书的儒家知识分子官僚。孔子在做鲁国大司寇的时候，进行了很多调解性的工作，但是，该判的刑还是严厉地判了……



    立法网实习记者  唐莹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重庆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俞荣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次演讲中说，两千多年前中国不可能有法治社会，但是那种“人治”不是完全不依法办事。

中国古代不存在人治法治之争这样一条主线

    俞荣根教授说，先秦确实有儒法之争，但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秦汉之后，也不存在人治、法治之争这样一条主线。有些教材说这条主线一直贯穿下来，从汉代王充到张斐至黄宗羲是推崇法治的，董仲舒、程颐、朱熹等是主张人治的。我认为，这样理解是有误的。

法治人治是梁启超首先引进的一种简单化的说法

    法治、人治是梁启超首先引进的。梁启超从1905年到1925年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于人治法治的理解既不同于现在，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而是种简单化的说法。他将先秦法家说成“法治”，同时又称之为“刑治”、“术治”、＂势治”和“物治”，将儒家称为“仁治”，还有“人治”、“礼治”、“德治”。道家讲“无为而治”，他简称为“无治”。墨家主张“天志”，他称为“天治”，基本上是一种将词语简化的说法。

    可以说，梁启超既有着引进西方术语的愿望，但同时在文字上也有着将复杂的古文字简化的随意性做法，所以不能当作一种很科学的概念来用。而他的影响力又很大，风靡了学术界，一直到现在仍然在用。但是，真正学法律的人会看出这样用是不对的。

法家的“以法治国”也不是“法治”

    俞荣根教授说，如果翻看一下二十五史、四书五经，或者《说文解字》、《尔雅》等书，会发现“人治”、“法治”、“礼治”、“德治”这几个概念，古书中是不存在的。孔子的“为国以礼”，不是“礼治”，“为政以德”，也不是“德治”。法家的“以法治国”，也不是“法治”。梁启超没这么说，后人照着说，有很大的附会。所以，我认为这个“主线”应该推翻，不推翻是无法向前走的。

    要从古代法律思想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比如韩非讲君主“独治”“独断”，“能独断者谓之王”，这个“独断”是法治么？韩非的思想是独断思想，是君主集权的极端专制主义思想。而且，他的法是“刑”，且“刑”中只是“罚”，主张轻罪重罚。所以，他的思想并不是法治思想。儒家讲“德”、“礼”、“仁”，反对“不教而杀”，主张罪刑相当。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思想，既然不存在法家的“法治”，那么说儒家是“人治”，也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古代倡导严格执法的实际上都是儒家的徒子徒孙

    俞荣根教授说，中国古代倡导严格执法的，实际上都是儒家的徒子徒孙，包拯、海瑞都是饱读经书的儒家知识分子官僚。孔子在做鲁国大司寇的时候，进行了很多调解性的工作，但是，该判的刑还是严厉地判了。董仲舒曾经评价孔子“为鲁司寇，断狱屯屯，与众共之。”这应该是很中肯的评价了。所以以“人治”、＂法治”来区分儒家法家是不正确的。

    儒法虽然有区别，但不是在这一方面。二者的区别之处在于法家是极端的君主专制主义，儒家是相对的君主专制主义。如果把君主专制主义称为“人治”，也是可以的，两千多年前中国不可能有法治社会，但是那种“人治”不是完全不依法办事。这样理解比较真实一点。



来源：中华法律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