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中国社会精英面临“东方式的嫉妒”　

发布时间：2013-03-12 作者：

    干部选拔、知识分子晋升，以至升级、升学、招聘等许多选拔社会精英的活动中，往往是那种比较没有见解、比较平庸而没有棱角的老好人，或是那种暗藏个人抱负而善于隐藏，善于讲假话、办假事，善于吹牛拍马、偷奸耍滑、搞两面派的人，被选拔上去。后一种情况过去早有人注意到，但往往以为这只是一种偶然。实际上这里有一种与精英淘汰相辅相承的社会规律……



    立法网实习记者  赵娟

    近日，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上撰文说，在中国社会制度中具有一种精英淘汰的机制。在我们社会中，各行各业那些最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最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极易受到摧残和打击。大部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小部分刚刚出头即被摧残毁灭。只有极少数特殊例外才会在改变、泯灭自己创造个性的前提下，被社会所接纳。

精英的流通有助引导社会发展

    根据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上主导着该社会发展方向的精英阶层。但是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精英阶层的来源不同，构造方式不同，因此质素不一样，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极为不同。

    根据意大利学者帕累托的理论，社会精英有两种，一种是占据了社会发展导向位置的那些人，即统治精英（governing elite）；另一种是各行各业中最精通本行事业、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才，即事业精英。在一个发达的、进步迅速的社会、这两种精英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流通的机制。这种机制如果较为完善，那么各行各业中智能和专业知识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就能及时地补充到各行各业的统治精英集团中，从而保证在各项事业上引导其发展方向的，始终是最优秀的人才。

    反之，在一个内部封闭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的流通被阻滞。

封闭的精英位置是政治不稳因素

    统治精英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和私利，还会用各种方法阻滞来自较低社会阶层中的那些事业精英分子进入自己的地位。帕累托认为，一旦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会形成一种对立—社会各行各业中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处在被压制和无权的地位，而统治社会“精英”却是一群依靠世袭、特权而取得地位的愚昧、无知之辈。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革命的前夜都曾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帕累托提出一个着名的定理：封闭而高不可攀的精英位置，常常是政治不稳的原因，也是革命与动乱的先兆。

中国精英分子极易受到打击

    中国一些普通知识分子离开中国后，到美国、到欧洲，往往很快会发展成为知识界的尖子，而这些人在国内时却往往不行。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事业精英分子在中国往往被压住，被困住，伸不出头来。不但伸不出来，事实上伸出头的也常常会被各种非正常的社会压力挤垮！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淘汰精英”的机制。有人把这种情况仅仅归结为一个社会心理的问题，即所谓“东方式的嫉妒”。

    毫无疑问，这是部分原因。但更深刻的原因应当在我们现行的社会结构和许多制度中寻找。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制度中的确具有一种精英淘汰的机制。也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中，各行各业那些最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最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极易受到摧残和打击。大部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小部分刚刚出头即被摧残毁灭。只有极少数特殊例外才会在改变、泯灭自己创造个性的前提下，被社会所接纳。古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正是对这一精英淘汰规律的形象描述。

老好人和两面派容易受重视

    与此互补的，是我们社会用人制度中的一种择劣机制。一个早已人所共知的实际情况是，在各行各业中，例如干部选拔、知识分子晋升，以至升级、升学、招聘等许多选拔社会精英的活动中，往往是那种比较没有见解、比较平庸而没有棱角的老好人，或是那种暗藏个人抱负而善于隐藏，善于讲假话、办假事，善于吹牛拍马、偷奸耍滑、搞两面派的人，被选拔上去。后一种情况过去早有人注意到，但往往以为这只是一种偶然。实际上这里有一种与精英淘汰相辅相承的社会规律。这两种社会机制相互起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各行各业人才的普遍平庸化。一个存在着这种机制的社会，我们又怎可能期望它有高速的发展和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许多知识分子醉心于钻营功名利禄

    中国社会竞争中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就是机会不平等和成就评价的不公平。一些偶然、非常规性的因素—如出身、背景、身份、人际关系等等，往往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决定着一个专业人才，在其专业领域中的得失成败。所以一个聪明人，往往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时间，花费在应付解决这些问题上。而这些因素，对个人成败的决定机会，事实上远大于一个知识分子在专业上的努力程度。

    就是这种社会机制，使许多知识分子醉心于钻营功名利禄、身份、地位，而不愿埋头献身于专业性的研究。

    也就是这种社会条件，必然使人从小获得这样一个公式：个人的成功与否，与自身的才智及努力与否无关，却主要决定于他人—幼年时是长辈，成年后是上司的欢心与否。

个人主动性、首创性依旧被忽视

    何新认为，我们这种教育方式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个人主动性、首创性、独创精神的泯灭。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然具有一套束缚、限制、扼杀个人主动性、创造力的倾向。就古代来说，我们可以注意到，历代文化中那些最有才能和创造力的人物，如庄周、竹林七贤、李白、苏东坡、辛弃疾、八大山人、扬州八怪，都是以一种反文化的狂怪角色出现的，而不被当时主导的正统社会文化所接纳。他们一生往往倍受打击，其成就不被当世所承认，这不是偶然的。

    正是由于现代中国仍然存在这种社会机制，所以我们才不断需要提出所谓“调动积极性”的问题。人的才智、创造力不能发挥，社会的进步当然是缓慢的。

    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到这样一点，国外社会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问题时，曾指出这样一点：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往往仅被作为一种国家目标，而不是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要求和积极意识。社会大众对于国家现代化既缺乏自觉意识，又缺乏个人能力。这是现代化建设进展必然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由于宗教、思想、文化、社会的解放，个人投身经济、科学、文化创造事业的积极动力得到了无限的开发、这是摆脱中世纪那种僵化停滞社会状态的重要力量。而这一点至今还往往被我们所忽视。这也就可以回答为什么以中国人这样优秀的人类、中国文化这样博大精深的文明土壤，在近代历史上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发明贡献如此之渺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