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是一个只有肉没有骨头的社会

发布时间：2013-04-12 作者：

    从潘多拉盒子缓缓冒出来两个精灵，一个是新闻自由的精灵，一个是公民社会不断壮大的精灵。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起初都是边缘化的。但是，一旦跟市场结合，小报小刊就有如枯木逢春、有如女大十八变。现在每个主流的市场化媒体都长得楚楚动人、珠圆玉润了……



    立法网首席记者  王仁根

    知名评论员笑蜀在香港大学的演讲时说，市场化媒体进程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市场化媒体竟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运动，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推进。

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进程从90年代初起步

    笑蜀说，市场化媒体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我们知道在发达国家乃至在我国港台地区，没有市场化媒体这个说法，在那些地方，媒体天然就是民营的、市场的，天然就属于整个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但中国要特别强调市场化媒体，这其实就是说，还有很多媒体不是市场化的。中国媒体实际上是双轨制，一轨是吃财政饭的媒体，另一轨，就是市场化媒体。

    市场化媒体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从90年代初起步，市场化媒体主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时能够允许市场化媒体存在，主要是一个经济上的考虑，说白了是卸财政包袱。

把子报子刊赶到市场上算盘还是打得非常好的

    双轨制一边不能不保南方日报、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但是另一方面，“保”也有限。比方说南方日报、人民日报可以靠财政拨款生存，但会过得很清苦。它要滋润一点，就必须把子报子刊赶到市场上，赶到市场上干什么呢？就一个任务，赚钱。赚了钱之后，第一，它可以给主报上缴很多利润，把主报原本清苦的日子变得滋润；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也会——如果子报子刊在市场上做得很火的话，它就是一个上缴税款很高的企业——那么国家财政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利”在里面。

    我敢说当初这个算盘还是打得非常好的，你关门我没啥损失，你赚了钱，我的财政收入更高，经济上稳赚不赔。否则的话，它不可能给你一条生路，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也就无从谈起了。

市场化媒体绝对会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痛苦

    刚开始，算的账就是经济账，没有算新闻账、政治账。从经济角度它是赚的，从新闻的、政治的角度，从历史的长程看它也是赚的，因为，市场化媒体意气风发的时代，即是对执政党及对民众，对这两个方面同时训政的一个最好的时代，对政府转型是非常有帮助的。从这个历史长程的角度看，它也是赚的。但从短期看，绝对会有很多的摩擦，有很多的博弈，有很多的痛苦。

    痛苦在哪呢？市场化媒体进程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从潘多拉盒子缓缓冒出来两个精灵，一个是新闻自由的精灵，一个是公民社会不断壮大的精灵。

    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起初都是边缘化的，都是报摊上才能看得到的，用当时的词汇概括都是一些小报小刊。但是，一旦跟市场结合，小报小刊就有如枯木逢春、有如女大十八变，现在每个主流的市场化媒体都长得楚楚动人、珠圆玉润了。这是它没想到的。而更重要的后果它也没想到，就是市场化媒体竟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运动，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推进。

大陆的市场化媒体做得比香港媒体好

    我这次来到香港，以及我去年去美国，我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很自豪的心态，为什么我觉得很自豪呢？80年代我就想当一个记者；尽管那时没能当上记者，但当记者的职业理想一直不改，所以80年代我非常关注媒体尤其是香港媒体，那时香港媒体在我看来是个标杆。但是我现在来香港，80年代的那种向往好像没有了，我反而觉得很自豪。我自豪的原因当然是觉得我做得比他们好，我做得比他们好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指我们大陆的市场化媒体做得比他们好。无论是客观上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推动，还是专业的程度，我觉得都比他们好。

中国转型期的主要特征就是它总是在不断创造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

    去年我到美国呆了20多天，我也是一路走一路跟他们说，中国记者在职业规范上，在专业技能上不能跟他们比。但我认为美国同行的整体成就感、幸福感没有我们强。为什么呢？因为我所在的国家是一个新闻富矿。

    这基本上是一个规律，稳态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社会，一个正常社会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奇迹，没有什么新闻的社会。它的这个社会太正常，所以有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成为大新闻，好多媒体都倾巢而出，而这些鸡毛蒜皮在我们中国媒体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提，我们这儿每天都在创造奇迹。就是说我们这发生了很多公共事件，你把它们拍成电影，拍成戏剧，绝对是一部部大片、名片，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写出来的剧本都要精采。就是说我们中国是转型期的中国，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之所以不正常，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总是在不断创造奇迹，不断创造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

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闻富矿

    中国不断创造奇迹，因此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闻富矿。如果你是中国媒体人，只要你有足够的准备，你这辈子肯定有机会碰上我刚才讲的，三个、四个、五个这样的奇迹。只要你抓住这些奇迹，那么你这辈子的功名就没问题了，你就可以青史留名了。所以我到美国就跟他们讲，你们呆在美国有什么意思？你们应该都到中国去，去中国创造你们的职业成就。

因为没有媒体追问3千万人饿死的公共悲剧没有成公共事件

    中国的新闻富矿成就了市场化媒体，在成就市场化媒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许许多多的公共事件。媒体跟公共事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事件发生，如果没有媒体参与，就不可能把它带入公众视野，就不可能把它跟公共利益相联系，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也就不可能被发掘出来，它就不可能成为公共事件。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香港正在热卖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前辈杨继绳老师，这本书叫做《墓碑》。书中有个情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杨老师的父亲当然是被饿死的。但是当他父亲被饿死的时候，他居然一点愤怒都没有，一点追问的冲动都没有，为什么？不是他没这个本能，而是他以为在当时中国，只是他父亲被饿死了。

    今天在座的都知道，至少3千万人被饿死，那么大规模的历史上罕见的公共事件，那么巨大的悲剧，没有一家媒体介入，没有一家媒体去追问。也正因为没有媒体介入，没有媒体追问，3千万人饿死的公共悲剧没有成公共事件。杨继绳老师就不知道他父亲饿死是一个公共事件，他以为只是偶然事件，只是因为他家太穷。这是过去的情况，人们都在悲剧之中，却不能发现悲剧背后普遍性的联系，没有从这个普遍性的联系上升到对整个制度的追问，也就没有可能去推动整个制度的变革。

媒体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追问悲剧来避免悲剧

    媒体的社会功能在哪？主要就在于通过追问悲剧来避免悲剧。没有媒体的介入，3千万死难者的亲友，每个人都被信息的黑洞给屏蔽开来，每个人都呆在信息的黑洞里头，你看不见外面任何东西，你不知道隔壁的村子、隔壁的县、隔壁的省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你就不可能知道你这个悲剧跟其他人的悲剧是同样的，你没有去比较没有去联系。

    信息屏蔽的罪过在哪？信息屏蔽的罪过就在这。任何一个悲剧、任何一个灾难，如果它背后的普遍性没有被发掘出来，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案例，它的教训就不可能真正被后人吸取，那么它背后普遍性的因素，就不可能被根除，那么这样的悲剧就还要反复发生。这就需要媒体，需要媒体尽可能把每个悲剧、每个灾难都从信息的黑洞里发掘出来，带到公众面前，带到舆论的阳光下，让大家来思考，让大家来辩论，让大家来找出背后的普遍性的联系。

追问公共事件的真相杜绝类似悲剧的重复发生是媒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第一个推动作用

    很多老板跟我讲，他们现在做生意到哪做？哪里媒体力量强大他就去哪做。因为如果媒体力量强大，那个地方的社会秩序肯定要好一些，那个地方的政府肯定要规范一些，那个地方的营商成本也就低一些。越是媒体力量弱的地方，就越野蛮越不规范，营商成本就越高，他们就越不敢去。这就是媒体对社会的作用。

    通过追问，追问公共事件的真相，追问公共事件背后的普遍性联系，来变革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然后杜绝类似的悲剧，不让它重复发生，这是媒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第一个推动作用。

媒体第二个推动作用就是把公共事件带到公众视野让公众来讨论

    媒体第二个推动作用就是把公共事件带到公众视野，让公众来讨论。这就是说，媒体能带动公共讨论、公共辩论。

    如果说媒体对公共事件的第一个推动，主要由调查报告来完成，第二个作用就主要由评论来完成。中国的媒体评论原来好像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品种，尤其对市场化媒体而言。原来市场化媒体似乎都是摆在报摊上，说的都是一些市井新闻。后来有一家报纸扭转了都市报的这种传统。这个媒体就是当下中国都市报的第一品牌，就是《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破天荒地每天拿出几个版做评论，做独立的评论板块。刚开始这个模式很多人是质疑的，据说这不符合老百姓的阅读习惯，但坚持下来最后还是成功了，评论成了《南方都市报》第一个拳头产品。很多读者买南方都市报第一时间看它的评论，它强制性地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然后，南都模式在中国的都市报当中，得到了快速复制，内地但凡有点影响的都市报，他们评论版的操作跟《南方都市报》基本上都差不多。评论在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崛起，就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它们本质上都是公共辩论、公共讨论，而这种公共辩论、公共讨论恰恰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一个公共产品。

在美国澳洲英国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辩论的训练甚至一直到老

    我们知道在别的国家比方在美国、澳洲、英国，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辩论的训练，甚至一直到老。他们这种公共辩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来提供，一个是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辩论。另一个是社会提供的，我们知道主要是通过选举提供的，所有选举都以辩论为前提。而这种选举，是他们的一个保留节目、一个娱乐化的节日。这个娱乐化的节日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所关注，美国的总统辩论，电视转播的收视率那么高就是证明。那些总统，那些市长、州长、议员，他们的政治生活都必须以辩论为前提。

    发达国家的公共辩论是非常普及的，这种公共辩论跟我们的大学生辩论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辩论。我们的大学生辩论会全部目的在于赢，我一定要赢，即便我的辩题毫无道理。我愈是把本来没有道理的辩题辩赢，我愈是水平高。这是一种只为功利只为赢的辩论，赢压倒一切，道理本身并不重要。

    人家的辩论不是这样的，而是忠于事实和逻辑的一种辩论，主要为了探讨真相、达成基本共识的一种辩论，这种辩论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确不能马上搞大选——明天早上就大选，我也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训练，没有这样一种准备，比方说，辩论的训练。

公共辩论没有广泛展开的国家其总体智力水准肯定是有限的

    这个公共辩论普不普及，深不深入，持不持久，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根本问题，一个民族总体智力水准高低的问题。但凡公共辩论没有广泛展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总体智力水准肯定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在我们中国表现非常明显，表现在官方就是拍脑袋决策，不需要辩论。表现在民间，你们去看网络上排山倒海的那种吵嚷。

    辩论的功能主要是训练人的思维、人的智力，我们没有辩论的训练，总体智力水准能高到哪去？我们知道连战在台湾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很多人瞧不起他。他为什么在台湾被人瞧不起？原因之一是不会讲话，嘴很笨。但是在台湾嘴很笨的这位政治家，一站到中国大陆的讲台上居然就成了一流政治家。可见我们整个智力水准的欠缺。所以中国要达到民主，的确需要一个训政的阶段。

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

    当然，训政不只是对老百姓的，同时也是对统治者的训政。训政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共辩论。我想这里很多都是大陆来的人，大陆从幼儿园到大学，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在学校听老师，在家里听家长，到了社会上听领导，你听就行了你辩什么论？辩论就是刺儿头，你要辩论你就另类，你就会边缘化，然后你就会被整个主流抛弃。

    所以，如果说我们市场化媒体对公民起着什么作用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我希望它能够逐步逐步的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我们的人大会堂上，扩展到我们政协的会堂上，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展开，这是它的第二个作用。

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是一个只有肉没有骨头的社会

    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只有肉没有骨头的社会。公民社会是干什么的？或者说一个一个民间社团，一家一家市场化媒体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社会的骨头。一个社会必须有肉更有骨头，这个社会才能够站起来，这个社会才能够有“力”。

    通过推动公共事件，通过推动公共辩论，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这是媒体第三个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我本人就是做评论的，或者说我本人就是参与公共辩论的。我参与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影响公共政策，使决策机制更民主、更理性、更科学。但民主、理性、科学的决策需要一个前提。为什么官员总是拍脑袋？他不能不拍脑袋，他不拍脑袋也没办法。

公共辩论是为了达成一个底线共识

    公共政策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做企业的都知道，最尖端的生产力是标准。美国为什么能在高科技领域无敌于世界？因为它掌握了高科技的标准。我们中国为什么只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为别人打工？因为我们不掌握标准。在经济领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是这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的背后，需要一个更大的标准，也就是标准的标准，来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这个标准的标准就是底线共识。

    公共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公共辩论就为了达成一个底线共识。市场化媒体客观上就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公共政策乃至我们的法律法规，很多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荒谬的。在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前，公共辩论全面展开之前，怎样荒谬的法律法规都没有一起因为民意而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有了公共辩论之后，这个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然后是钉子户事件，改变了整个《拆迁补偿条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拆迁补偿标准。

通过公共辩论改变规则是市场化媒体对于公共进程的第三个贡献

    通过公共辩论改变规则，这是市场化媒体对于公共进程的第三个贡献。中国社会原来没什么公共空间可言，没什么公共讨论可言，一切操之于我，哪来公共的？但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后，公共空间从权力的缝隙当中钻了出来，仿佛精灵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一样，越来越不可阻挡。

    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是13亿人一盘散沙的转型。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只有肉没有骨头的社会。公民社会是干什么的？或者说一个一个民间社团，一家一家市场化媒体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社会的骨头。一个社会必须有肉更有骨头，这个社会才能够站起来，这个社会才能够有“力”。

    为什么过去我们人口众多，十几亿人，但一直只有政府，不见社会？因为社会没有骨头。一个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构不成骨头，必须靠民间力量把公民组织起来，组成为公民社会，社会才有骨头，才能够站起来，才有资格跟政府的力量去博弈。这个博弈不是要打倒政府，这个博弈是跟政府互动。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政府跟民间社会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这对双方都是好事情，是双赢的事情。原来社会没有骨头，所以站不起来；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虽然骨头有限，但社会毕竟可以站起来一下，否则根本就站不起来。



原文标题：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光荣与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