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佑至：威权政治与计划生育

发布时间：2013-09-28 作者：

    政府管制使行贿泛滥，本是屡见不鲜的现象。通过向官员行贿，可以获得政策之外的许可，或是缴纳比规定数额少的罚款。在后一种情况里，计生官员形同包税人，其目标不再是保证政策实施，而是以政策的名义谋取个人利益。这扭曲了政策的出发点，动摇了人口管制政策的意识形态根基……



    社会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往往有些显著的共性：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现实中难以维持，每个人都知道，改变迟早是要发生，但政府主管机构坚持说不可能——这实际上拒绝了有效的公共讨论。对那些改变迫在眉睫但方式尚不明确的政策——最明显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拒绝讨论的态度尤为有害。

    计生部门装聋作哑，对人口经济学家的结论不做回应；而同时，这方面的文献数量近期急剧增加，绝大多数旨在说明改变人口管制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程度。但官员的麻木也许只是反映了进退维谷的心情。尽管他们受益于现行政策，但确立或改变人口政策，不是部委这个层面能够决定的事务。

    我在这里不想重复统计学的数据和结论，而准备谈谈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社会观念。这种社会观念近年来经历了戏剧性变化。众所周知，直到2001年，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20多年之后，中国才颁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此之前，计划生育的主要依据是1980年中共中央发给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份公开信。公开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然后毫无心理障碍地把面向党团员的倡议，变成针对普通人的强制性要求。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困惑于这种现象：为什么一封公开信能赋予政府如此大的权力，对数以亿计的人口的生育行为进行管制？

    这种情形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但当时却被多数人看作理所当然。观念的落差本身反映了社会意识的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年轻人也许会把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程序优先原则，看成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西方同样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对法律和程序的认同取代了对威权不加质疑地认同。在那之后，人们坚信，若无充分讨论，并经过审慎的政治程序，政府就无权干预私人生活。“自然法”的观念也流行起来。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有若干基本权利（生育权当然是其中的一种）甚至先于立法程序而存在，换言之，即便是成文法也不可剥夺这些权利。和西方一样，未来中国人也会把这些政治原则看作历史悠久、甚至从来如此的事物。实际上，“自然法”这样的观念兴起的时间并不长，而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动荡，在波折、妥协和倒退中，才一点点在人们头脑里扎下根来。

    哪些事件能够引发社会意识如此惊人的变化，应该交给历史学家今后去探讨。就中国当代的人口问题而言，四个因素显著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使计划生育这种曾被看作是必要和正确的社会政策，逐渐遭到政治、法律和伦理上的责难。

    第一个因素是人们认识到不可能有温和的生育管制政策。管制生育必然导致暴力。政策的调门越高，执行的标准越严格，针对妇女、胎儿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体伤害就越是严重。计划生育的手段超出了法律边界，但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完成法律规定的政策目标——这种悖反本身并不令人奇怪，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很久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显然不可能通过调整法律来适应层出不穷的暴力，最后人们只能怀疑，计划生育的目标到底能不能为现行法律体系所包容。

    如果说暴力维系着计划生育并将其成效体现在生育率上，另一个因素就倾向于瓦解这种手段的有效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即便有着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只要允许人口流动，计划生育的成效就会立刻降低。管制的对象消失了，暴力就派不上用场。这个现象没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因为从199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文件都开始强调，要在流动人口中实施计划生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与人口流动的效应类似，官员的牟利行为进一步导致计生政策松弛。政府管制使行贿泛滥，本是屡见不鲜的现象。通过向官员行贿，可以获得政策之外的许可，或是缴纳比规定数额少的罚款。在后一种情况里，计生官员形同包税人，其目标不再是保证政策实施，而是以政策的名义谋取个人利益。这扭曲了政策的出发点，动摇了人口管制政策的意识形态根基。按照公开信中的说法，计划生育是人们自愿牺牲个人利益，以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更高的目标。官员的腐败行为让这种说法沦为笑谈。

    最后，由于城市中产阶级对流动和罚款都很敏感，他们在生育上受到的限制最大。这群人受教育程度最高，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最强，也能够熟练地援引统计数据，因此不可避免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更重要的是，他们中很多人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母面临的养老危机。生育管制改变了这代人在人口结构中的位置，当他们老去的时候，养老危机将更加深重。

    生育管制政策形成之初，特定的权威使得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推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创造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的意识形态图景，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甘愿接受管制。但在那之后不久，经济学家重新解释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国政府却没有及时调整政策，而是坐视政策合法性、公信力被新的知识、暴力和腐败丑闻所侵蚀。

    在社会观念层面，生育管制的思路已经被抛弃。但部门利益妨碍了政策随之做出调整。时间流逝，良机不再，结构失衡、老龄化和生育率低下的状况积重难返。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城市中产阶级怀有的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本不应该延续三代人之久。



原文标题：《观念的危机》

资料来源：腾讯·大家

（立法网  赵娟/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