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菲菲：当疫病来临时 不能仅是安抚

发布时间：2013-08-17 作者：

    公布H7N9的DNA序列，固然比2003年的SARS有了进步，但是10年过去了，板蓝根再次成为热销的“防疫”药物。管理部门急于推荐这种药方，安抚意味比实效更浓。事实证明，其实板蓝根对于H7N9禽流感并无根本疗效…… 



    疫情仍在延续，每天都有新病例，每天都有人倒下。对于疫情，我们该了解些什么？

    历史上，大面积的疫病和洪水、地震等天灾一样，在人类历史变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7世纪的天花让马萨诸塞州的印第安人全部灭绝，18世纪的流行病让冰岛40%的人死亡，19世纪的霍乱肆虐全球，20世纪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2500万人死亡……或许疫病的悲剧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可正是这些悲剧在人口意义上的触目惊心刺激了现代医学的成长。

    但已经取得的医学成就并不意味着对疫病的彻底征服，那如何才能有效抑制疫病的蔓延？约翰·M·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说道：“各国政府公布疾病真相，积极交流，加强合作，也许是1918年大流感最大的教训，也是仍未被吸取的教训。”

促进医学进步

    伴随着疫病的来袭，现代医学在不停地进步。

    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由于政府的刻意隐瞒，使得灾情急速蔓延至全球，并最终造成了25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也由于为了防止传染，当时绝大多数死者的遗体被焚毁，以至于之后的数十年，人们对于西班牙流感病毒所知极其有限。

    研究病毒，才能抑制病毒，相比那时，在H7N9来袭时，中国政府在网上公布了H7N9的DNA序列，这对今后医学领域的免疫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疫病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巨大，对免疫学的研究以及相关各类传染病的防治极其重视，以至于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医学奖以来，在20世纪颁发的91次医学奖中，有关疫病研究与防治的就占了26次，占28.57%。

    例如在治疗猩红热、白喉、脑膜炎、淋病、梅毒等有显著疗效的青霉素的发现就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也被誉为二战期间与雷达、原子弹并驾齐驱的三项重大发现之一。

    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也从1700年以后以天花接种为起点。这一制度的世界史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到了1900年，城市人口第一次能够在不仰赖农村移民的情况下维持既有规模甚或有所扩张。在长期的城乡人口关系中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流行传染病的出现，也对专门医院的设立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以麻风为例，在14世纪以前，麻风病在欧洲是极为常见的传染病，对于患有麻风病的人，人们敬而远之。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麻风病医院，许多普通的病患也在医院感染上了麻风病。为了控制麻风病的传播，西方很多国家都在城市外面建立了大量的麻风专门医院，对其进行治疗和隔离。在麻风病最为猖獗的13世纪，仅在法国就建立了2000多所麻风病医院。14世纪麻风病突然绝迹，这些闲置起来的医院就进一步改建成了精神病院。这段有趣的历史在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就曾提及。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霍乱的肆虐，现代卫生法得以建立。1851年，刚从霍乱阴影中走出的欧洲各国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彼此交流在防治瘟疫上的经验。这次会议在医学史上值得纪念，因为“由此，政府人员和普通百姓都逐渐相信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功。需要国际性团结协作”。

当疫病来临时 不能仅是安抚

    公布H7N9的DNA序列，固然比2003年的SARS有了进步，但是10年过去了，板蓝根再次成为热销的“防疫“药物。管理部门急于推荐这种药方，安抚意味比实效更浓，事实证明其实板蓝根对于H7N9禽流感并无根本疗效。

    为抚慰公众而炮制“神药”是不负责任，也不能起到安抚的效果。

    据美国学者约翰·巴里的作品《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记载，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爆发，当时正值一战尾声，为了士气和后方安定，美国拒绝公开疫情，并坚称对疫情一无所知。

    美国战时新闻审查官甚至禁止记者们关于流感的报道，也不能使用“瘟疫”这个词。8月下旬，流感在码头集中爆发，9月9日，美国军事基地登维斯营中有3500名士兵感染西班牙流感，这么大规模的感染，有良知的媒体终于在报纸刊登“波士顿港区的医院已经挤满了流感病人”的新闻。

    在纸包不住火的情况下，美国公共新闻署直到9月13日才公布有流感传染的情况，并要求所有港口检疫站检查从欧洲到美国的船只上是否有流感的患者，但是为时已晚，流感已经在美国全面爆发。对于之前的隐瞒，美国公共新闻署坚称自己对之前的疫情一无所知。

    即使流感在10月造成了20万人死亡，美国政府依然通过军方卫生部向《芝加哥论坛报》提供新闻材料。头条是《传染病被战胜！》。暗示政府已经掌握了有效治愈西班牙流感的医学手段，并能很快抑制病情的蔓延。“在米基少校带领的陆军医疗专家的不懈努力下，军事基地医院中的疫情已经停顿……虽然有病人死亡，但有一百余战士被从恶疾中拯救出来……175名病人在治愈后离院。”

    在《疾病与人》一书中描述过这样的情景：在费城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牧师们不得不像中世纪肺鼠疫肆虐时那样，赶着马车在街上吆喝，让那些躲在紧闭的门后、胆战心惊的人们把屋子里的尸体搬出来。

    现代官员对瘟疫的反应模式也是如此：在瘟疫爆发之初，官僚们会说“事情不大”“不要慌张”；当瘟疫无法掩盖时，官僚们又说“确实能阻止瘟疫”“请对卫生部门抱有信心”。官僚竭尽所能让公众相信局势能被掌控。如果条件可以，他们会用有效的治疗方法、药物、疫苗说服公众；如果条件不够，他们就靠贩卖虚假希望和管制媒体来欺骗公众。

    官员的如此做法，最终会把社会引向哪里？在维基百科上，我们看到西班牙流感在美国肆虐的结果：1918年10月-1919年8月期间，美国有54万人死于流感。

疫病与政治

    疫病显然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它使人们疏远……把你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搅没了，没有社会生活，没有校园生活，没有教会生活，什么都没有了……它完全破坏了所有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生活。人们不敢亲吻别人，不敢与人共餐，不敢同人接触，因为那些都可能让人染上流感。它破坏了那些维系，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害怕的感觉萦绕着你，因为你会眼见身边的很多人死去，被死亡团团包围……每一天的拂晓时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日落西山。”

    这是萨尔瓦多笔下的流感。在疫病爆发时，更多的是恐惧，恐惧源于蒙昧，就像在丛林中被未知的怪兽追踪。在疫病爆发时，伴随着人情冷暖、迷信盛行、社会矛盾激化，直接影响着政权的兴衰。

    在14-16世纪的欧洲，面对黑死病，教会进退失据，而世俗城市政府则有条不紊地组织丧葬、进行疫情隔离、招募医生等，不期然，黑死病成为展示政府良好行政素质的开端，这种方式不但标志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政教关系的力量对比，促使了欧洲最终的“政教分离”。

    在中国亦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瘟疫，大多与朝代变迁相关。在每个朝代末期，往往是统治者昏庸无道，天灾人祸不断，洪水泛滥、地震频繁、食不果腹的民众四处起义，整个社会十分动荡。最后，大批人在瘟疫、洪水、战乱中死去，一个朝代也随之终结。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的末章写道：“在1918年，官员的谎言从不允许恐怖成为实情。然而公众已不相信卫生官员和记者的任何一句话，所以公众也就无法得知关于大流感的确切事实。恐慌因而在社会中生根，使妇人不敢看护自己的姐妹，使志愿者不敢向危重患者家送粮食，使训练有素的护士不敢在最需要她们服务的时候上岗。是恐慌而非疫情本身使社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官僚和媒体协助创造了1918年大流感的全面恐怖，恐怖不是因他们夸大疫情而起，而是因他们试图粉饰疫情、向公众传播虚假信息而起。”

    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教训？巴里说：“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就是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原文标题：瘟疫的功过

原文来源：财经文摘

（立法网  小蚕/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