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案：让法理人心照耀司法的幽暗角落

发布时间：2013-07-16 作者：

    刑前无法保障“最后会见权”，刑后遗体处分权被简单化处理，曾成杰的死刑执行遭遇，应该说是大多数死刑犯的共同经历。此种司法现状，藉曾成杰案的热议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展现到公众面前，它残酷，却足够真实。



    湘西“曾成杰案”尘埃落定，却在最后时刻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至今未有消退的迹象。2011年5月，曾成杰因犯集资诈骗罪被长沙中院判处死刑，同年12月湖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法核准。2013年7月12日，长沙中院对曾成杰执行死刑，但其亲属刑前并不知情。

    对曾成杰案的公共讨论，显然少于此前的吴英案，昨日@人民法院报编发多条微博，对曾案与吴案进行对比以引导舆论。而二者的共同点其实也很明显，即案件背后的民间金融困局，以及国家和社会在求解个中难题时所呈现的剑拔弩张。目前看，围绕曾案所展开的讨论，以死刑执行为节点，已经从死刑存废、经济案件慎用(乃至先行废除)死刑、官员贪腐案件死缓的大量适用等话题，径自过渡到(其实是退到)了死刑执行的人道与人伦议题。

    事实上，死刑犯刑前是否拥有与亲属的“最后告别权”，以及死刑执行后亲属拥有哪些后续权利，公众之前对此可能并没有清晰的认知。曾成杰案的死刑执行，或是第一次把死刑执行过程的诸多法律问题引入到了公共视线。而此前，最高法刚在河北黄骅市首次开庭审理死刑复核案件，各界所希望的死刑复核程序阳光运作，看来也并未得到制度化运作。

    7月12日，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其女曾姗事后通过法院内部关系方得知，死刑犯亲属的最后会见权未得到保障，消息甫一披露便引来网络热议。长沙中院官方微博随后回应，使用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的无知、冷血措辞，法律专业岗位却如此学艺不精，无视最高法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引来如潮的奚落与抗议。长沙中院删除微博再发回应，又是漏洞百出，直接暴露出其适用和执行法律法规的错误，客观效果倒是将个案死刑执行的细节讨论引向纵深。即使到昨晚的湖南高院回应，依然回避在验明正身时才询问是否见家属的漏洞。

    《人民日报》则发出公开质问：“未见家人，没有通知，如此行刑是否有违法理人道？面对质疑，仓促应对，又如何让公众口服心服？实事求是才能维护公信，敷衍塞责只会越描越黑。司法机关，请拿出直面问题的勇气。你们的每一次裁决，都可能成为司法进步的台阶，也可能让公平正义远离！”

    即便死刑犯确实罪大恶极，必须用剥夺生命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在执行前后出于人道、人性的考虑，也应满足被执行人合理请求、保障其相关权利，这是公众最朴素的道德判断。但事实上，即便有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做依据，死刑犯与亲属的最后会见权利，却未得到明确的保障。以曾成杰案为例，即便如长沙中院所言，曾成杰本人未提会见亲属要求(此说法尚待院方出示相关证据以支持)，但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权利，显然并未得到应有安排。曾女微博所提诉求，从“见最后一面”到“能给我们尸体”，再到出人意料地向长沙市中院道歉，称“只想拿到骨灰”，死刑犯亲属对死刑执行后的遗体处分权，更连起码的法律保障都没有。

    死刑只是依法剥夺罪犯生命的刑罚，并未同时剥夺其亲属在死刑执行后的遗体处分权。1984年，多部门曾联合下发《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还明文提及“死刑罪犯执行后的尸体”可以允许其家属认领，但之后的刑诉法修改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却直接将死刑执行后的遗体处理简单化、绝对化，除“没有火化条件或者因民族、宗教等原因”外，只剩下刑后通知家属领取骨灰一项。法律修改越来越不近人情，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

    刑前无法保障“最后会见权”，刑后遗体处分权被简单化处理，曾成杰的死刑执行遭遇，应该说是大多数死刑犯的共同经历。即便是按照最新的最高法司法解释，措辞依旧闪烁的“最后会见权”，如果像长沙中院一样不严格执行，也并未有清晰的罚则约束。也就是说，这种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居然无须承担任何明确的法律责任。此种司法现状，藉曾成杰案的热议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展现到公众面前，它残酷，却足够真实。

    当然，曾长期存在并不意味着天然合理，对曾成杰案死刑执行中的那些不人道、不人性做法，社会公众变得难以接受，由此可窥世道人心。法律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罪犯乃至死刑犯，能否保障他们的最基本人权，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那些长期以来不够人道、不近人情的司法陈规，需要一次审慎的法治打量，一次彻底的基于文明与人性的清理，让法理人心照耀司法的幽暗角落，已然迫在眉睫。



原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立法网  小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