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往事：那些被蹂躏的女知青

发布时间：2015-01-23 作者：

    不能否认，当年的知识青年的这种生活、这种豪情、这种信念，是那个年代的狂热，那个年代的虔诚，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愧的。不是么?刚刚走出学校的小青年也不过只有适龄十七八岁，在那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用稚嫩的身躯、脆弱的生命，抗衡着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的生活是多么的煎熬。



    对于当年那段难忘的岁月，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不能否认，当年的知识青年的这种生活、这种豪情、这种信念，是那个年代的狂热，那个年代的虔诚，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愧的。不是么?刚刚走出学校的小青年也不过只有适龄十七八岁，在那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用稚嫩的身躯、脆弱的生命，抗衡着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的生活是多么的煎熬。对知识青年来说;如果打娘肚子里出来就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村、边疆，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到也罢了。苦就苦在投胎在大城市，生活在贫瘠的农村，而且要插队一辈子，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将意味着被这片黑泥土慢慢消损、吞噬…

    但是，最令知识青年心悸的，恐怕还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体力劳动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没有保障。

    当时，任意批斗、吊打知青事件，在各地农村(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均有发生。每逢整顿社会秩序，“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来临，知青中一些表现不好的知青就成为整肃的重点。手段极为狠毒，有拳打、脚踢、掌脸、跪板凳、木棍打、皮带抽、嘴啃地、吊房梁、枷子夹、光身冻(包括女青年)火棍烫、火炭烧等15种刑罚。在知青受迫害问题中，最害人听闻的莫过于女知识青年被侮辱，奸淫的案件。

公审大会

    一九七四年的某一天，驻地在河口县城的云南建设兵团第十六团进入了空前的戒备状态。在方圆十九里地内的所有交通路口都安设了路障，有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民兵和端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

    一大早，数千建设兵团战士便在一种紧张气氛中集合起来，从各个连队出发，通过一个个哨卡，穿越密密麻麻的夹道持枪者，来到一个山坡下。这个山坡平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上面同样是一层层梯田，梯田上长着稀疏的实生橡胶树，山顶处有一块保护原生林，有着竹丛和荒草。

    但现在他们回过头去，看到十几挺轻机枪和两挺重机枪的枪口以俯视状态对准山坡下。这些戒备都只是为了能够安全地召开一个公审大会。

    河口的知青们刚成为兵团战士就参加过一个公审大会，审判大瑶山上一个六十多岁的瑶族老头自封皇帝，结果是连他带十几个大臣一同枪毙!

    在一条三面环山的口袋形山谷里，十几个犯人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另有十几名持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排成一排，平举自动步枪，在一声命令中，扣动扳机。大约每人都放空了枪中的子弹后，战士们跑步离开刑场，两个提手枪的公安人员走过去，对着未死的犯人补枪。

    这次不同，被审判对象不同。

    随着一声汽车喇叭，唯一被允许开进公审大会会场的汽车出现在公路上。汽车停下来，在一排枪口中，车蓬窗被打开了，十几名现役军人被押上会场。

    被审判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干部!在解放军威信和地位处于巅峰的年代中，在说解放军一句坏话就被扣上“毁我长城”的岁月里!

    山脚下已经搭好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几个云南省军区的领导和军事法庭的负责人脸色铁青地坐在上面。

    十几个将被审判者站在台上，低垂着头。

    在一种沉闷，肃穆的气氛中，主席台上一个领导拍案而起，大声宣布。

    武装战士们冲上去，愤怒地撕下了十几个被审判者头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领章。

    XXX，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副参谋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八人；XXX，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六团保卫科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六人；XXX，连长，奸污女知青；XXX，政治指导员，奸污女知青……

    还有一名现役军人连长，不但奸污四名上海女知青，还与一条小母牛有过性行为，被上山打猎的老头发现揭露出来，在罪名中冠以糟蹋母牲畜。在场者无不哗然。

    十八团的副参谋长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将在军人劳改场中渡过他的残年。

    十六团的保卫科长被判六年徒刑，他的母亲是云南省的一个地委党书记，没法给他一丝的袒护。又可怜他年轻的妻子和幼女将为他承担一生的耻辱。

    而在审判会场上的上千名女知青中那些遭受奸污和凌辱的人看着这种场面会产生什么想法呢?

    在这次大规模审判之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的两位团级军官被枪毙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的一个独立营长和一个连长被枪毙了。

    而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陕西盛山西盛安徽省等有大量插队知识青年的地方都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上山下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严惩。

女知青频遭奸污震惊中南海

    早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女知青被迫害的问题即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周恩来会在看完一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关于奸污女知青的材料后击案大骂：“这不是，这是国民党!其实按一些色狼的所作所为，就是国民党也绝不会容忍的!”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强调要保护女知识青年。1971年中发26号文件要求各地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凡是强奸女知识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要撤职查办;包庇怂恿犯罪分子的，要给予严格的纪律处分。各地知青部门纷纷发文，贯彻文件精神，处理了一批摧残女知青的案件，使肆无忌惮的淫徒恶棍有所惩戒，邪风暂时敛迹。然而时隔不久，严打风头一过，案发率便重新攀升。

    60年代末70年代初，究竟有多少女知青遭受强奸、猥亵，确切数字将永远是个迷。在一个极重贞操、乃旧残留着封建意识的社会里，许多失去贞操的女知识青年不能永远保持缄默。她们中的某些人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被迫屈从于权势的贪欲。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辽宁、吉林、四川、安徽等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这就是说，被官方确认的这类案件就有1.6万起。即便以这一统计为依据，也足以证明当时女知识青年被摧残的程度是何等严重了。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当时吉林的九台一个县，1973年前的调查就发现迫害知识青年案件73起。其中，强奸、奸污下乡女知青案件63起，占86%。受害人83人。其中，自杀1人，自杀未遂3人，怀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残严重疾病的12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门县先后安置下乡知青1.3万余人，共发生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女知青的受害率比九台还高。

    农村基层干部多数是利用职权，借招生、招工、上学、发展党员之机，对女知青进行奸污的。九台某生产队长齐殿发，先后强奸、奸污、猥亵妇女23名，公开宣扬“好汉霸九妻”把女知青骗到他家住宿。1971年春，在其妻子的助力下，将女知青蔡某强奸，蔡右眼被齐犯击伤。蔡受伤后痛不欲生，忍辱投河，被人救回。齐对蔡软硬兼施，一方面哄骗说:“你放心，小队有我，大队有我哥哥，公社、县里我有人，将来招工一定叫你走。”另一方面又恐吓道：“这是我们齐家的天下，你要告发，我顶多半年不当队长，我叫你骨头渣子烂到这里，也别想走!”齐对蔡某多次奸污。蔡某忍无可忍向上告发，公社办案人员竟将此案当作“通奸”问题出理。党支部只给齐犯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蔡看投诉无门悲愤交集，1972年12月写下遗书，服毒自杀，经抢救脱险。但胃膜烧坏，精神失常。

    遗书写的摧人泪下，书中说：我被齐殿发害得太苦，只想和他拼了。嘱咐母亲保重身体，把自己忘掉。劝告妹妹“不要读书了，不能再下乡走向姐姐的地步。”遗书最后绝望地写道：“现在公社这样处理问题，证明了齐殿发说的话，是他们的天下，没人给我们办事，这是他们逼的。”

    许多受害的女知青都与蔡某一样，她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的则是由亲族关系、地域关系、权利关系盘根错节编织在一起的邪恶势力。不甘心忍辱含垢地苟活，只好以死相拼。

    吉林科右前旗察尔森公社一名女知青被强奸后服安眠药自杀。在遗书中写道：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完全正确，应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这里的阶级斗争太复杂，我斗不了，希望你们知识青年赶快离开，我惹不了他们，只好走这条路。不管这些自杀者的动机是什么，单凭正值豆寇年华而自寻短见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轰动舆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同情和上级领导的重视。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肇事者当然难逍遥法外，但女知青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却是无法弥补的。

    当年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分散居住，管理不善，使这些女知识青年落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农村、边疆，女知识青年被强奸、奸污的问题就相当突出。她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手无缚鸡之力，成了衣冠禽兽任意宰割的俎上肉。

    60年代末70年代初，知识青年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我是一名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整天哪抡大镐刨大粪，真累啊真累啊，累的腰腿酸;干了一年回家转，没有盘缠钱。”但最令下乡女知识青年心悸的，不是生活的艰苦，体力劳动的繁重，而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女知识青年被蹂躏的案件是令人发指的。有一个典型案例;四川广汉县某公社兽医站站长麦明程，多次奸污一名女知识青年卿某。卿某怀孕后，他用服疯狗药，超量注射奎宁针和用自行车钢条戳胎儿等闻所未闻的残忍手段强迫被害人堕胎未成，导致大量出血，身体完全被摧垮，1971年5月自杀未遂。麦犯不顾卿某的死活，复用阉猪刀给她剖腹取胎，由于剪断大动脉，大量出血，被害人痛苦难忍，拒绝再切。麦犯草率缝合，腹部已切六层。术后被害人一直发烧、昏迷。麦犯又用注射针在卿某右腹部深刺3针，企图刺死胎儿，逃脱罪责。并在她伤口剧痛，无力抗拒的情况下，再次将她强奸。

    安徽涡阳县某大队党支部委员高怀山，先后奸污妇女27人。全村37户，有33户受害。1971年7月，高乘上海女知识青年王某患病在家休息之际，闯进宿舍，将她推倒撞昏后强奸，并威胁说：你要是不老实，就叫你在农村呆一辈子。

    沈阳女知识青年冯某，在辽宁昌图县插队，1970年5月被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杜景峰强奸，生一子。为掩盖罪行，大队干部把小孩卖的。1971年2月，昌图县将冯某送回沈阳家中养病，并将杜某逮捕，判处徒刑四年。沈阳市皇姑区公安局听到冯家邻居的片面之辞，不做调查，竟将冯某以“女流氓”、“腐蚀干部”罪拘押一个月，在繁华街道游斗3天。当年12月，冯母到公安部上访，才检查纠正。但此后的一年多里，被害人不仅没有得到安置，反而成了名声狼藉的无业游民。

    湖北天门县某大队年仅十七岁的武汉女知识青年王某，先后遭到了生产队会计、民兵排长、生产队几个人的奸污，被弄得身败名裂。知青们歧视她，地痞流氓调戏她。她被逼无路，只好要求搬到猪圈去住，也被队干部据绝。县、公社、大队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诬蔑她是“拉干部下水”的“女流氓”，写报告要求逮捕她判刑。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该县的公安司法干部有一种论调;凡对女知青进行强奸的，第一次没有揭发的、再次进行奸污的，由强奸变成了通奸，一般不予刑事处分。一些被害的女知识青年，或摄于罪犯淫威，不敢挺身揭发，是不难理解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招来更大的羞辱。由于该县的公安、司法部门的玩忽职守，对迫害女知识青年的犯罪打击不力，1971年—1972年间，连续发生女知识青年遭强奸后被杀死，杀害的恶性案件。

    对敢于维护自己尊严并与罪犯进行斗争的女知识青年，往往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对出身不好的女知识青年来说，这样做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她们是弱者中的弱者，是血统论压迫下的戴罪羔羊。因此最易成为邪恶者渔猎的对象。有的干部奸污女知青未遂，就到处散布对方乱搞两性关系的留言蜚语，并将对方的家庭历史问题公布于众，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杀手锏实在厉害，足以将对方置于绝境。“做一个人难，做一个出身不好的女人更难。”这就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女知青，因拒绝公社干部诱奸并饱受打击后发出的哀叹。

一个色狼在橡胶林中游荡

    一九七零年云南农场在屯垦戊边的伟大指示下，成为昆明军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大批现役军人进入到兵团，担任了由连长以上的全部正职干部。来自成都、重庆两市的知识青年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志愿，经过严格政审，大批来到云南，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准军人。

    女知青施某在连长的第一声哨子中便从睡梦中醒来，她以军人的速度和敏捷穿上短袖衬衣、蹬上长裤和蚂蝗套，戴上头灯，挎上胶刀筐，穿上解放鞋，跑出了茅草房。

    外面大森林起伏的阴影遮挡着黎明，几个小时后阳光才会照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范围内的这个小山寨，或者叫做连队。一盏又一盏晃动的头灯说明又一个割胶日开始了。

    头灯在通向橡胶林的道路上汇拢了，曲曲弯弯，排成一长列，像是星群，也像是萤火虫在飞舞。

    渐渐地，灯火稀疏了，人们一个个钻进属于自己的林段，浓密的橡胶树叶遮住了光亮和人影。施某的林段在距离连队驻地三里远的山坡上，她负责着几十亩山林的四百多株橡胶树的割胶和管理。

    在她林段的起点，她稍微喘了口气，抽出锋利无比的胶刀，开始工作。她割得很快，也很认真，但这并不影响一颗由于年轻而不会停歇的大脑在跃动。

    她是自愿从十里洋场来到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的，这里的传说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怀着改造自己和改造边疆的宏愿离开家乡，把青春和汗水抛洒给红土高原的一草一木。

    是的，这里很艰苦，有人跑回家乡去泡病假，甚至有人越境到了缅甸。但是，施某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尤其是那个面和心善的现役军人连长，对知识青年，尤其对女青年们关怀备至。

    上面一层林带传来轻微的响声，施某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她曾听说有一野猪一拱嘴就把一个男知青的大腿咬下去半边肉。

    她哆哆嗦嗦地抬起头，上面也是一团光亮，说明有一个人戴着头灯。她看出来了，是连长，他在帮她割胶。她放心了。

    连长几乎天天出现在各个林段中，检查生产情况或帮助生手、慢手割胶。

    她比平时快一个小时割完了胶，和连长在山顶处的一小块空地上。连长一上山就把挂在腰上的雨布铺开，自己坐下后，让施某坐在他的身边。

    施某驱赶了一下蚊子，又寻找着有无蚂蝗爬上来，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帮她驱赶什么，她很感谢，侧脸冲连长笑笑。连长也在笑，眼中燃烧着一股施某从未见到过的欲火。

    她不太明白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笑，以至于连长的手挪到她胸前，解开全部衬衣扣时，她才开始恍惚。

    施某没有戴胸罩，由于西双版纳地区的炎热也由于施在生活上和贫下中农一样。

    施某顿时吓呆了。她不知道连长要干什么，或者说由于意识到连长要干什么，而目瞪口呆，束手无策。

    连长飞快地脱下自己的衣裤，像猛兽吞食小动物一样疯狂地占有了施。

    施某大概本能地抵抗了几下，但那样无力。完事之后，连长抚摸着她向她许了不少愿，入团、入党、提干等等。

    施某本来可高声呼叫，但她不敢。连长的权势，红领章、红帽徽的尊严，她心里压力太大了，以致于会觉得人们将指责她在犯罪。

    连长心满意足地站起来，收起了雨布，哼着毛主席语录歌，扬长而去。派他到生产建设兵团，他一开始是牢骚满腹。但很快他便在这贫困的山林中发现了乐趣，这便是那些一个个青春年少的女知青们。女知青们，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她们比连长在军营附近见到过的那些农村姑娘确实白嫩、诱人。

    连长像一只饿狼一样开始物色猎物并选择扑食方式。橡胶林中是最好的地点，那里僻静偏远，很难碰到别人，而且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女知青们都会有恐惧感。

    第一个女知青在他的怀抱中连挣扎一下都没有。于是，他带上一块雨布，每天都和勤劳的胶工们一同走进山林之中，先从最漂亮的女知青下手。第二个次之，再次之……

    施某相貌平平，已经是他身下的第八个牺牲品了。

女知青徐玲先母子双亡点燃全国知青回城请愿运动

    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一位姓成的赤脚医生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云南西双版纳由于地理条件特殊，当时成为种植橡胶这个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曾经有10多万知青，到70年代末，这里还一共约有7万左右，以北京、上海和四川人为主。他们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这个特殊的半军事组织，不但生活和劳动条件极其艰苦，而且经常受到兵团干部的欺负和压制，尤其是很多女知青的命运尤为悲惨。

    根据1973年的一内部报告，“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1034起，受害知识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干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其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得高层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法西斯行为”，要求严肃处理。

    但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情况下，1978年到1979年，云南知青发起了要求回城的请愿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78年底一些知青向邓小平写信反映问题，要求回城，在受到兵团当局的阻挠后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和省会，发起请愿甚至绝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代表不但和兵团一级的领导打交道，而且见到了中共主管兵团工作的副总理王震，在北京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云南知青请愿成功胜利返城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激励各地的知青争取回家的权利，从而使知青返城运动达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万知青回到了城市。第二年，高层宣布结束上山下乡运动。



原文标题：悲情往事：那些被蹂躏的女知青

原文来源：共识网博客

（立法网  何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