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根：孔子反对铸刑鼎不是反对公布成文法

发布时间：2012-11-15 作者：

    立法网实习记者  唐莹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原主任委员俞荣根教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次演讲中说，孔子反对铸刑鼎，不是反对公布成文法。

    俞荣根教授说，学界绝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孔子反对铸刑鼎即是反对公布成文法。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铸刑鼎的“宣子之刑”是个废法

    首先铸刑鼎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13年，是晋国的执政赵鞅和下卿荀寅，将法律铸刻在一个铁鼎上，这个铁鼎有240公斤左右。铁铸成的鼎到今天应该已经腐烂掉了，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铁的比重比青铜大得多这一点来猜测，这个铁鼎应该是很小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留存下来的青铜鼎，其中最大的青铜鼎的上面篆刻的文字也不过几百个。所以在这个铁鼎上是铸不了多少字的。

    其次关于此鼎的来历。从《左传》看，晋国先有“唐叔所受之法”，晋文公时又有“ 被庐之法”，再就是“夷蒐之法”，有这样三个法。孔子说，铸刑鼎铸的是“宣子之刑也”。而“宣子之刑”是个废法。孔子说，铸废法之后，“民在鼎矣”，“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学界仅就孔子的这句“贵贱无序”来论证孔子反对公布成文法是维护奴隶主统治。实际上不能这样说。

    “宣子之刑”就是范宣子承用过的“夷蒐之法”。“夷蒐”是在夷这个地方进行军事演习，颁布军令、政令。夷蒐之时一天中三易军中主帅，朝令夕改，所以说，＂夷蒐之法”是个坏法，是非法之法。而荀寅在铁鼎之上铸的就是一个已经废止了的并且是“非法之法”的夷蒐之法，这是理应反对的。并且，荀寅是以下卿身份“而干上令，以擅国政”，而作为执政的赵鞅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在《左传》中有清楚的记载。对于这样一个坏法，荀寅没有通过执政的同意，也没有晋君的赞成，就将其铸在了鼎上，这在立法程序上就是不正确的。

铸刑鼎不是进行成文法的改革

    俞荣根教授说，通说认为铸刑鼎是革命行动，其公布成文法是一项重大的法律改革。我们再看铸刑鼎16年之后，赵鞅牢牢掌握了政权，就把荀寅一族完全逐出去了。为什么能够把荀寅这样的贵族逐出呢？

    据1974年山东发现了一批出土的竹简记载，荀寅在丈量田亩时，将六十步说成九十步，并且征收五倍的税，对老百姓盘剥严重，可谓丧尽民心，所以将其逐出是很可能的。刘向的《新序》里面记载得很清楚，荀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并且山东的这批竹简亦对此加以印证。知人方可论事。这样一个落后贵族，对老百姓如此盘剥之人，是不会进行社会改革，不会进行成文法的改革的。

孔子并非反对公布成文法

    俞荣根教授说，如果说铸刑鼎是首次公布成文法，那么，子产在公元前536年的铸刑书是什么呢？孔子如果反对公布成文法，也应该首先反对“始作俑者”的子产才是正当。可是我们查所有的书，孔子除了对子产赞扬之言之外，没有对其有任何的批判。

    有人批驳说，孔子当时年龄很小，无法对子产进行批判。我则再反驳之：管仲执政时孔子尚未出世，孔子成人后还对管仲进行了很多的评价呢！孔子是个思想家以及历史学家，对历史上的人都可以评价，何况子产还是所见世之人。所以，这一系列的推导可得出：孔子并非反对公布成文法。

中国古代最初公布成文法并非铸鼎

    俞荣根教授说，进一步研究成文法可以发现，得出“铸刑鼎是公布成文法的先河”这一论断的，是我国三十年代的一些史学家、哲学家提出的，包括我们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他们的书里写得很清楚：泰西有十二铜表法，法律是刻在铜表上的；刚好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了铸在鼎上的法律。它是这样比方的，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一种论断。

    俞荣根教授说，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中国古代最初公布成文法，并非铸鼎。《周礼》里面写得很清楚，每年正月都要公布法律，将其挂在城楼上，叫做“悬象之法”。但是，有学者说《周礼》是假的。

    确实，《周礼》有一部分是假的，但是亦有些是事实。比如“悬象之法”在《左传》里即得到了证明：哀公三年，鲁国发生了大火，执政的季文子“命藏象魏” ，“曰：‘旧章不可亡也。’”即下命令将象魏藏起来，避免旧的法律规章被大火烧掉。“象魏”的本义，是“城楼”的意思，是悬挂法律的地方。但城楼是藏不起来的。这里的“象魏”，是指代旧章。这是因为法律世世代代地悬挂于象魏之上，于是，象魏便成为法律的代称，杨伯峻先生注的非常清楚。所以，《周礼》里的“悬法象魏”，便得到了证明。

也许“ 象魏”也不是最早的成文法公布方式

    俞荣根教授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退一步说，刑书和刑鼎只是公布成文法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主要方式，也不是最早的方式，“象魏”就比它们要早得多。也许象魏也不是最早的公布方式，这有待考古的发现了。最近在山东发掘了六千年前的文字，有待进一步的确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