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仇和式官员与古代鉴才宝典

发布时间：2015-04-07 作者：

    早在五、六年前吧，我还在读大一的时候，从《政道：仇和十年》这本官场笔记中得悉了仇和的大名。父亲却对我说：“不谈人治与法治等大的方面，单从技术层面来讲，仇和的套路很一般。你知道什么叫卖直取忠、以直邀宠吗?没事就去看看二十四史”。



    早在五、六年前吧，我还在读大一的时候，从《政道：仇和十年》这本官场笔记中得悉了仇和的大名。当时，班里的大多数同学对他强力推进城镇建设，大胆进行国企改革这种雷厉风行、铁腕反腐的气魄心折不已。

    父亲却对我说：“不谈人治与法治等大的方面，单从技术层面来讲，仇和的套路很一般。你知道什么叫卖直取忠、以直邀宠吗?没事就去看看二十四史吧!”

    由于自身鲁钝和未遇名师的缘故，我对“卖直取忠、以直邀宠”这八个字所表达的深刻含义大抵就模糊。所以，我一直坚执的认为，父亲对仇和怀有“瑜亮情结”，出于强烈的嫉妒心理才出此言。

    一直到了大二，我有选择性的将二十四史几乎读了一半，才豁然醒悟，从《史记》和《明史》中找出和仇和“外在官箴”极为相似的两个人来，一个是张汤，一个是开济。
　　
    张汤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酷吏，在他这类人看来，忠诚与正直，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而是可以用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的资本。比如说张汤在审理淮南王谋反案的时候，涉及到两个胁从，其中一个叫伍被，还有一个人叫严助，这两个人要不要杀汉武帝是有犹豫的。汉武帝的原意是说这两个参与谋反的人汉武帝想宽恕，但是张汤是坚决反对，张汤说伍被是淮南王谋反的主要参与者，严助是朝中的大臣去跟诸侯相勾结，如果这两个人不杀今后的人就没法管了。一直跟汉武帝顶撞，最后顶到汉武帝让步，只好把这两个人杀了。这个表面上看张汤是顶撞了汉武帝，但是张汤是越顶撞，汉武帝对他是越喜欢。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他越顶撞他越喜欢呢?张汤把汉武帝琢磨透了，这叫小骂大帮忙，因为他主张杀这两个人实际上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在这一点上他跟汉武帝根本利益一致。所以他有时候顶撞一下，汉武帝反而觉得这个人正直，而且这个人敢于说话，可靠，反而更信任他。
　　
    洪武年间的刑部尚书——开济，史载其“以综核为己任，请天下诺司设文簿，日书所行事课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 这就看上去比仇和还要能干的多，最为震人心魄的是，开济执法不避权贵，宰杀了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在敢于“跟皇家利益集团叫板”这一点上，开济也比仇和大义凛然的多!
　　
    然而大家如果因此就贸然认为他是一个恫鳏在抱、恩泽及驴的再世包公，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开济，恰是一个把死刑犯运作出狱，以换取钱财的巨贪，同时是一个渎乱人伦，役娶甥女，霸夺妹产的无耻小人!
　　
    开济之所以敢跟做走私生意的当朝驸马对着干，除了他看准了当今吏治肃贪的大形势和主子爷的秉性之外，还在于他想进行一场可以让自己顷刻间誉满京华、青云直上的政治豪赌。而赌资就是自己那精心伪装出来的“海瑞”式面孔与老百姓口呼“青天大老爷”的口碑!
　　
    所以我们老百姓今后再遇到张汤、开济式的官员，就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他们给老百姓办实事并且甘冒大险的去跟利益集团叫板，到底是出于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呢，还是想以忠直的外表与大义凛然的姿态为资本去收买老百姓和媒体，企图以直邀宠，以便暗中纳贿或间接给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呢?!
　　
    如果没有“刘半城”和“赵丽丽”那档子事，我们很乐意相信仇和是前者，可惜，他最终露馅了!
　　
    令人唏嘘感慨的是，自他2006年1月升任江苏省副省长至2015年前后担纲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期间，“仇和式”政治表演已经风靡了近十年。在这些年里，除了相当一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他树立了“人治的样板”，很不合时宜之外，并没有多少人臆测他可能是个赃官!相反，倒有不少百姓发自肺腑的赞美他的执政风格，有的甚至甘为棋子!
　　
    那么，在现今的中国，“仇和式官员”耍的这套戏法到底为何不易被平民百姓揭穿?丹阳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弱化民智的教育模式。
　　
    无论是舶来的“西学”，还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其中都有博大精深的有益成分在。譬如对于察人观物，卡尔·罗杰斯就很有一套，在他的著作集中，把人的性格类型很系统的分为九种，其言语深入浅出、平俗易懂且耐人寻味，如果你真的完完全全读懂了，仇和式政治作秀在你面前便成了“鲁班门前弄大斧”，简直不堪入目。
　　
    可惜，卡尔·罗杰斯本人是“人本主义”的提倡者，为了保证“政治正确”，其所著心理学篇目也被勒令滚出大学教材。
　　
    将外来的“面包和红酒”扔了，虽然可惜，但总还有本土的炸酱面可以果腹。不幸的是，炸酱面也被打上“安全性未知，请谨慎食用”的标签。刘邵的《人物志》和《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等等鉴才宝典，便是这样一碗“炸酱面”。我们不妨看看书中是如何教我们判定一个人的：
　　
    (1)八观。八观，就是依据人在不同环境的表现来识才。
　　
    通则观其所礼。显贵之时看其所行的宾礼，即有地位时看是否趾高气扬，蛮横无礼。
　　
    富则观其所养。富裕之时看其所养的门人宾客，即富足之后他结交什么样的人。
　　
    听则观其所行。即听他所言之后看他做不做，如何做。
　　
    止则观其所好。即看他业余时间追求崇尚什么。
　　
    习则观其所言。习是“亲信”的意思。当他身处领导周围，有一定的发言权时，看他出好主意还是坏主意。
　　
    穷则观其所不受。即穷困之时看其是否不受非分之财。
　　
    贵则观其所进。任要职之时看其推荐什么样的人。
　　
    贱则观其所不为。贫贱时看其是否不为非义之事，尽管地位低下，决不做有损国格人格之事，堂堂正正，掷地有声。
　　
    (2)六验。六验，也就是依据人的情感来识才。
　　
    喜之以验其守：使之“得意”是否“忘形”。
　　
    乐之以验其僻：使之高兴是否不变操守，是否邪僻不正。
　　
    怒之以验其节：使之发怒，看其是否能自我约束。
　　
    惧之以验其持：使之恐惧，看其是否意志坚定，不变信念。
　　
    哀之以验其人：使之失败，看其是否自制、自强。

    苦之以验其志：使其处于艰苦环境，看其是否有大志。
　　
    自古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因此“八观六验”虽然精妙，若偶一遇到“柔性成奸，妄蓄大志”之人，也难察其性。故吕不韦补叙“六戚四隐”，以策万全。
　　
    其中“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代表了一个人的直系亲属。
　　
    其中“四隐”指“交友、故旧、邑里、门郭”，他们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
　　
    一个人对待亲戚故旧能否团结友爱，处理社会关系能否圆通自如，也是对其能力和品性的重要考验。此外，“六戚”与“四隐”相互参验，也可探察一个人是否内外不一。如果其对人对事暗藏双重标准，不可大用。
　　
    然而类似这种足堪经世致用的元典秘籍，竟也从高中乃至大学的课本中消失了。观之至此，我们不禁看出了一些门道：一些人提倡所谓的“纯洁校园文化，严守意识形态”，岂止是要消灭西学呢?简直是要把一切能使学生变聪明的学问一并消除!否则《人物志》和《吕氏春秋》中的经典篇目为何也销声匿迹，难道刘邵和吕不韦两位先生也受了境外组织的资助，暗中传播西方政治价值观?!
　　
    我们的课本在掏空了东西方的文化精髓过后，学生们哪里还有什么系统而又全面的识人观?有的便只剩下断章取义的、零散的、片段化的思维模式，从此对于政治人物的判察，学生们不得不选择最弱智、最肤浅的一种方式——看他的一场演讲、一篇报告、一首诗词!
　　
    其二，全民监督机制的缺失。
　　
    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这对师徒，在讲述“中国的弊政与强大”这一课题时，着重谈到了秦汉以来逐步完善并确立的“全民监督机制”。
　　
    台湾的柏杨先生也对这个“布衣驰骛”的大黄金时代大加赞赏，因为在制度上，秦汉以来设计了知法之民、司法官员、行政官员及这些群体内部互相监督的权力分置体系。法家学派及其后世门徒提议设立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的法治机构，中央设置三法官，即“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与之相呼应的是，地方比照中央“诸侯郡县皆为置一法官及吏”。最大程度的使知法之民、司法官员和行政官员互相监督，哪一方违反法律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权力分置精神是后来孙中山先生编撰《五权宪法》的重要源泉之一，其效用如下图：

 

    (解读源自《定分-第二十六》，其文如下：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

    当然，这种制度设计的优越性，还在于确保了官吏和百姓在信息确知上的对称性和一致性。

    然而在官员特权不断法律化、政策化的今天，我们再也不敢妄谈什么“信息确知上的对称性和一致性”了。众所周知，那些位居尊要的人物们只要让自己的喽啰随便派下一张调查表，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将父母、子女、住所甚至祖宗八代的社会关系和人生履历全都一一写出，美其名曰“政治检查”。但当普通百姓想用同样的手段反查他们时，得到的结果却往往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试问在如此有限的信息之下，对于仇和式官员，基层百姓除了能从他的只言片语和几篇不痛不痒的报道中知道其人其事，还能从别的什么渠道深入了解他吗?!连监督他都尚且处于空谈，何况是去“揭穿”?
　　
    其三，社会功勋机制的崩溃。
　　
    新加坡学者李永峰在论述各国行政管理时曾经说过：“政治事功和人伦劝导是维系一个政府良性生存的两大合法性根基。遗憾的是，秦汉以后的中国逐渐将‘事功制’抛在九霄云外，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将其效用发展到了顶峰。”
　　
    对于“事功”的描述，《明法》一篇记载的比较翔实，它将‘事功’分为四类，分别是安主、耕战、课劳与举报。之所以把“举报”也列在其中，正是因为它可以“匡主之过，救主之失，明理义以道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
　　
    所以在中国的有汉一代与及日本的明治时期，百姓都勇于登朝面圣、举报不法。这样做不仅可以弘扬正气，肃清贪腐，自己也能落个加官进爵、衣食无忧的福报，正是何乐而不为!
　　
    谈及当下，别说举报官员有什么‘事功’可言，就连小命都有可能难保!正如独立学者宋赵来先生所言，现在打击报复和泄露举报人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祸及全家，几近灭门。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同样据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公开的打击报复也代价不小，令举报人心有余悸。2009年，河南灵宝青年王帅在网上发帖《灵宝老农抗旱绝招》，揭发家乡政府违法占地搞工业园区建设，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为名在上海将王帅抓获并刑拘。

    尽管这起轰动全国的“王帅发帖事件”最终以灵宝市委、市政府承认公安机关执法有过错，并将相关征地的补偿标准按每亩2.89万元的新标准给予补偿，王帅也拿到783.93元的国家赔偿。但是，王帅说“再也不做举报的事了，因为代价太大。”有媒体曾报道，王帅后来一段时间难以立身，便由于此。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仇和式官员”的劣迹还未公诸于世之前，不可能没有百姓或其他受其迫害的同僚得悉他的底细和奸谋。然而在“社会功勋制”和“证人保护制”如斯不健全的情况下，谁会豁出前途和生命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揭穿仇和的真实面目?!
　　
    小结：教给每个学生都能识破仇和式官员的理论圭臬，并赋予每个老百姓都能搬倒“仇和式官员”的权利，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否则对于猖獗至极的“仇和式官员”，仁人志士们只能希冀他败于统治高层内部近乎施舍似的自查自纠和党同伐异式内斗!



原文标题：仇和式官员为何不易被百姓揭穿？

原文来源：共识网

（立法网  小蚕）